第117章 (第3/3页)
，责望议会者尚轻。使为国之元首而无权，则政权无由集中，群情因之涣散，恐为大乱所由生。
夫国家处开创之时，当多难之际，与其以挽救之责，委之于人民，委之于议会，其收效缓慢而艰难，不如得一强有力之政府以挽回之。其收效快速而容易，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也。
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袁记约法将总统任期延长至十年，且能连选连任。
如果袁世凯愿意，完全可以当终身总统，因为三名继任总统的候选人要由现任指定。
于是，国人悲哀地看到，刚被历史的车轮碾过，爬起来后发现历史竟在倒车。
很快，黎元洪的山大王也做不下去了，被突然造访的段祺瑞软硬兼施地“请”到北京，当起关在笼子里的副总统来，湖北都督代之以人称“干殿下”的段芝贵。
同当初授孙文全国铁路督办一样，袁世凯每月给黎元洪发三万元工资，还让九子袁克久娶了黎的女儿，一天到晚亲家长亲家短叫得无比亲热……
中央政府的架构做了重大调整，各部总长直接对总统负责，内阁改为负责上传下达的政事堂，下辖法制局、机要局等六个次要部门，首长叫国务卿。
两年前，袁世凯想邀徐世昌出山，后者没答应。
他也不强留，只道：“等我将这帮昏小子（同盟会）撵了，再来迎请大哥！”
时人以为徐世昌躲起来当寓公是因为不忘清室，不作贰臣，连他弟弟徐世光也这么看。
实则大谬。
多数政客，为官只知“思进”，为了百尺竿头，可以把黑的唱成红的，红的打成黑的，不择手段，生死以之。
而徐世昌的老辣，在于懂得“思退”。
阳极生阴，盛极必衰。世间之事，从来只做简谐运动。
徐世昌不愿复出，盖因深感民国无法治——既缺乏法治，又无药可治。
他甚至觉得袁老弟应该像孙文那样远离是非之地，把中国这个烂摊子扔给别人，隔岸观火，浑水摸鱼。
当然，以袁的心气和抱负，明显不可能。
在孙宝琦和段祺瑞的轮番游说下，徐世昌打算再帮慰庭一把，接受了国务卿的任命，并自书“后乐堂”的匾额挂于衙门正厅，标榜自己并非来做官而是来为人民服务的。
与政事堂平级的是参政院，院长由黎副总统兼任，下设杨度、严复等七十名参政。
参政院就是缩水版的国会，有立法权，但参政皆由总统提名选派，比前清的资政院还不如。
除此之外还有大理院（审理民众的最高法）、平政院（审理官员的最高法）以及肃政厅（最高检）。
抛开制度，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经济上，在梁士诒的推动下，民国铸造了统一的银币“袁大头”。由于制作工艺好，含银量高，截至1949年，仍是广受欢迎的硬通货。而更穿越的是，一直到1978年前后，东南沿海的渔民仍用“袁大头”跟境外走私集团交换紧俏的手表、牛仔裤和收音机。
军事上，发源河南，持续一年遍及五省的“白朗起义”终于被扑灭。放眼神州，再无硝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