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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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闭上眼睛，进入一种忘我的恬静。这种忘我的恬静是在等待中的最佳情绪状态，也是在漫长的等待中不自觉地锻炼出来的。在历史的转折到来之前，人根本无能为力，与其动辄得咎，不如潜心于思索。

    但我思索些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有思索。外面的世界已经完全逸出了马克思所探索出的规律，书本已经被抛到一边。据说这才是真正遵循了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因此，不但使王队长目瞪口呆，也使自以为比他高明的我偶然失措。

    王队长的沉默给我留下的那个空白，尽管填满了渺茫的，但又必不可少的希望，却也没有给我对社会的思考提供任何线索。斯宾诺莎是这样说的：“无知并不是论据。”

    管他妈的！当个纯粹的劳改犯吧。王队长还把我看作与其他劳改犯不同，说来惭愧，实际上我从骨子里都成了一个劳改犯，因为我在社会上所从事的职业，就数我当劳改犯当得时间最长。

    在渠坝下躺够了，劳改犯们舒臂伸腿地活动起来。

    “操！夜黑里来个女鬼就好了。”

    “来的女鬼可别是披头散发的，最好是涂脂抹粉的。”

    “熊！吊死鬼都伸着舌头，老长老长，通红通红，在你脸上舔一下，可够你呛！”

    “一个女鬼不够分，最好来一帮，十三个，咱们一人搂一个。”

    “咱们组长不要呀，咱们组长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咋啦？读书人也长着一个……”

    我仍闭着眼睛，但也不禁和大家一同“扑哧”地笑了。我感觉得到这时大伙儿的眼睛都在看着我。我受着一种独立于他们之外的尊敬，但我的内心却倾向于他们。自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后，法律之外又加上种种规章制度，空前的严厉渗透到农村生活的每条缝隙。每一个农民都象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国王的宠信，头上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剑，不知什么时候它全突然掉下来，砍着自己的脑袋。归我率领的十二个田管组员，全是精于农活的强壮小伙子。听着他们平静地叙说自己的案情，就象絮絮的微风穿过林间。

    “苦啊，不偷咋办呢？肚子饿着哩……”

    一个塌鼻子小伙子盗卖了生产队的化肥，判了五年，而谈起来却怀着一种幸运感。

    “值！我给我老妈治病了哩。判我五年，就不让我退赔了……”

    “嘿嘿！我也运气。”另一个把生产队的牛喂得撑死的劳改犯这样说，“法院问我，你愿意劳改还是愿意赔钱？我琢磨着：劳改队还管饭吃，我就来了。来了一看，还真不赖！就是没有娘儿们。哎，熬着点吧……”

    有时，他们也问我：“章组长，你是为啥进来的？”

    “我么？”我说，“我什么也不为。”

    他咔裂开嘴理解地笑了。“什么也不为”就进了劳改队似乎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好象吃饱了会打嗝，着了凉会生病一样，但却没有一个人去探究底蕴：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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