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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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专业户、专业农户大量出现，实现农业专业化。而专业户又必然要求联合、协作，要求社会化。于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力大大发展，实现了专业化基础上的集体经济企业，就会成为我国农村的主要组织形式。”“所以我们说：包产到户发展前途宽广。”这篇报告写成后，先应甘肃省委宣传部的要求，在省级厅、委、局、办干部大会作了报告，并在省委内刊发表，1980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未定稿》上全文发表。

      当时，中央1980年75号文件在内部发布不久，全国关于阳光道与独木桥的争论很热，这篇有新意的调查报告公开发表，对于主张包产到户的同志，是一种理论上的支持。1981年的春天，六安地区（肥西县的上级）地委书记派人到北京，送给我两斤六安瓜片（茶叶）。并对我说：我们书记说，你们的文章太好了。原来我们到省里开会，常常坐在后面，虽然我们的贡献很大，包产到户上交的公粮多，表现不错，但我们自感成分不好，因为包产到户是独木桥，理不直，气不壮。

      （安徽在万里调京后，包产到户又不让搞了。）看了你们的文章，心里有底了。你们说得对，包产到户发展前途宽广，将来不是我们要再回到老路上去，而是他们也要搞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才是阳关大道。

      这篇调查报告也受到农委杜润生等同志的重视。1981年，王小强同志，随农村发展研究小组一起到农委调查研究部门帮助工作。此后，我也常被邀参加农委调研部门的会议和调研活动。

      1980年75号文件传达之后，明确了在贫穷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给广大农民群众撑了腰。1981年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很快就突破了原来的范围，贫困地区发展得最快，中间地区、发达地区的农民也动起来了。但是75号文件还讲了“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一些干部据此作为反对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依据。双方争论和斗争很激烈，形成了“上面放，下面改，中间出了个顶门杠”。有的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出去开会一天，农民和基层干部就把地分了，称为“一夜政变”。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因为是在上和下、干部和群众思想并不统一的状况下迅速推行的，难免出了一些问题，如有的生产队把集体财产也都分了，把拖拉机卖了，或拆解分了。反映到上面，又成了一些领导干部反对包产到户的借口。

      ——摘自陆学艺《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回顾与思考（之五）》，题目系编著者所加

      ◆《未定稿》与刊登陇西包产到户事件的始末

      李凌

      1977年，在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任院长，于光远、邓力群分任副院长。院领导说，“四人帮”虽然倒了，但流毒很深，要办刊物，写文章，出书批判。依据于光远的建议，成立了一个写作组，负责编一个固定刊物叫《未定稿》，继续批“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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