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第3/3页)
普遍推广，因为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万里说：“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万里还问道：“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干部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
经济观察报：真是针锋相对。
杜润生：这次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因意见不一已很难开下去了。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会议闭幕之前，我和耀邦、万里商量处理办法，两次改写了文件，最终形成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即1980年75号文件。最主要的变化是前边加了一段话：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群众的一些做法必须改革。提出“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愿意选择家庭承包的也不要硬纠；对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经济观察报：这个文件只承认“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的，没有回答“包产到户”本身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杜润生：75号文件是个妥协的文件，是大家争论的结果。会上在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讲话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成为概括会议气氛的名言。
经济观察报：新华社记者吴象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
杜润生：75号文件实际上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关于生产责任制的规定推进了一步。它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应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这是在农业政策上对“两个凡是”的破除。说集体经济是方向，并没有把集体化定义为前苏联式的集体农庄；相反，明确指出现行公社体制必须改革。我们搞包产到户，也不是主张把个体经济的一切方面都一成不变地固定下来，在分权的基础上，会产生联合。联合的条件和实现形式，则需要在实践中创新。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在会下说：这样写法，是各得其所，各省按自己情况说怎么试就怎么试。不然，原稿有那么多人反对，恐怕没有办法收场。
农村改革没有搞大批判
经济观察报：从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争论看来，推动农村改革的阻力仍然很大。
杜润生：争论还在继续，所以要用事实说话。1981年3月，国家农委党组起草了一份为邓子恢平反的报告。报告说，邓子恢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一些主张本来是对的。他和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提不同意见，本来应受到保护，反而却受到打击，这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