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第3/3页)
甚至可以说，我们能改变的只是绝对的贫困，而相对贫困，也就是贫富差距似乎还有越拉越大的趋势，因此在这样一种局面下，我们该以一种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贫困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1996年12月31日晚上，因为制作“走进1997”这档节目，我在上海采访，采访地点之一是离外滩很近的一个著名的迪斯科舞厅。
因为是新年夜，迪厅的票价很高，180 元一张票，但打扮得极其入时的青年男女们似乎并没有畏惧这样的高价位，夜幕降临没一会儿，迪厅就已爆满，强劲的舞曲节奏震动着周围的土地，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
受不了里头的吵闹，我来到迪厅的外面。
在迪厅的门口，有一个中年男子胸前挂着老上海常见的那种厢子正在叫卖香烟，偶尔有人出来光顾他的生意。我相信，即使这个晚上他的生意比往日好得多，但他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一张迪厅的票。
门里门外，反差就是如此强烈，我很能想像这位卖烟人内心的冲突。
果真，和我聊了一会儿，他就开始回忆毛泽东时代，他固执地认为，那个时候，虽然大家都穷，但心情都还不错。
我能理解他此时的心情，但却恐惧他的回忆。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这位历尽坎坷的中年人能高觉悟地超越自己生活的困苦为改革分担阵痛，但面对他，我就不能不想：虽然和别人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只要能让他的日子一天好过一天，也许他的抱怨就会少一些。
其实回忆中国历史，“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就一直根深蒂固地驻扎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穷谁都没话说，而你富了我还穷着，那可不行。如果我一直还富不起来，那富人就是我的敌人，最好能有谁来帮着我“杀富济贫”，或者重新回到大锅饭的年月。这种心态到今日也似乎存在。
而这种心态对于中国改革进程来说无疑是一个可怕的反向力量。
如何让改革使更多的人受益，如何让富起来的人能够更多地为贫困人口做一些什么，如何在改革的同时让更多的保障给予生活不如意的人们，如何让我们更多的人能以一种同情和忧患的心情来面对贫困，已是今日和明日沉重的课题。
一些与此相关的决策、规则需要政府来制定，而我们普通人，又能为这样一种局面做一些什么呢？
先讲几个相反的例子吧！
在北京的一所小学里，全班大多数同学家境都还不错，但有一个小姑娘来自贫困家庭，上学的时候，她遭遇了这样一件事。
由于她家境贫困，因此常招来同学的嘲笑，最后竟发展到同班同学为她编了一个顺口溜，常对着她唱：“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烤鸭店在眼前，口水流下三千尺，一摸口袋没有钱。”小姑娘在给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我分明看到她委屈的眼神中还夹杂着一种愤怒，很容易想像她会以一种怎样的心情面对那些富裕的同学，随着年岁的增长，仇恨会不会在她的心中扎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