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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相仿、时候我住在北京的旧城墙下。假如那城墙还在，我就能指着它告诉你：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克天津，破廊坊，直逼北京城下。当时城里朝野陷于权力斗争之中，偌大一个京城竟无人去守，……此时有位名不见经传的营官不等待命令，挺身而出，率健锐营“霆字队”的区区百人，手持新式快枪，登上了左安门一带的城墙，把联军前锋阻于城下，前后有一个多时辰。此人是一个英雄。像这样的英雄，正史上从无记载，我是从野史上看到的。有关北京的城墙，当年到过北京的联军军官写道：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防御工事。它绵延数十里，是一座人造的山脊。对于一个知道历史的中国人来说，他也不会只活在现在。历史，它可不只是尔虞我诈的宫廷斗争，……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其实我更该谈谈科学，说说它如何使我们知道未来。打个比方来说，我上大学时，学了点计算机方面的知识，今天回想起来，都变成了老掉牙的东西。这门科学一日一变，越变越有趣，这种进步真叫人舍不得变老，更舍不得死，……学习科学技术，使人对正在发展的东西有兴趣。但我恐怕说这些太过专业，所以就到此为止。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常听人说，人有知识就会变聪明，会活得更好，不受人欺。这话虽不错，但也有偏差。知识另有一种作用，它可以使你生活在过去、未来和现在，使你的生活变得更充实、更有趣。这其中另有一种境界，非无知的人可解。不管有没有直接的好处，都应该学习——持这种态度来求知更可取。大概是因为我曾独自一人度过了求知非法的长夜，所以才有这种想法，……当然，我这些说明也未必能服人。反对我的人会说，就算你说的属实，但我就愿意只生活在现时现世！我就愿意得些能见得到的好处！有用的我学，没用的我不学，你能奈我何？……假如执意这样放纵自己，也就难以说服。罗素曾经说：对于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他的本意恰恰是劝人不要放弃求知这一善行。抱着封闭的态度来生活，活着真的没什么意思。

    虚伪与毫不利己过去我有过这样的人生观：人应该为别人而活着，致力于他人的幸福，不考虑自己的幸福。这是因为人生苦短，仅为自己活着不太有意思。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再说这话有沽名钓誉之嫌。当时我们都是马克思的信徒，并且坚信应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以为帮助别人比自己享受，不但更光荣，而且更幸福。假如人人都象我一样，就没有了争权夺利，岂不是天下太平？

    后来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一个悖论。倘有一天，人人像我一样高尚，都以帮助别人为幸福，那么谁来接受别人的帮助？帮助别人比自己享受幸福，谁乐意放弃更大的幸福呢？大家毫不利己，都要利人，利归何人？这就是我发现的礼让悖论。

    设想有一个美好社会，里面住的都是狂热分子，如我之辈，肯定不会太平。你要为我我要为你，恐怕要争到互挥老拳，甚至拔刀玩命。其他民族咱说不准，我们中国人为了礼让打架，那是绝对可能的。再说，我们专门利人，人家专门利我，利就成了可以的东西。利己很坏，受人利也难受。比如吃饭，只有人喂，我才能吃，自吃是不好的（一、利己，二、剥夺了别人利他的机会）；我们大家喂来喂去，都是ｂａｂｙ－ｓｉｔｔｅｒ。如此看来，我的生活目的，就是要把可以的东西强加于人，因此也不能说是高尚。归根到底一句话，毫不利己必然包含虚伪，等到想通了这一点，我也不再持有这样的人生观。从那时到现在想的都是：希望我有些成就，为人所羡慕；有一些美德，为人所称道。但是为时已晚，大好年华已经空过。唉。蹉跎岁月，不说也罢！

    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我有个外甥，天资聪明，虽然不甚用功，也考进了清华大学——对这件事，我是从他母系的血缘上来解释的，作为他的舅舅之一，我就极聪明。这孩子爱好摇滚音乐，白天上课，晚上弹吉他唱歌，还聚了几个同好，自称是在“排演”，但使邻居感到悲愤；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吉他上有一种名为噪声发生器的设备，可以弹出砸碎铁锅的声音。要说清华的功课，可不是闹着玩的，每逢考期临近，他就要熬夜突击准备功课；这样一来就找不着时间睡觉。几个学期下来，眼见得尖嘴猴腮，两眼乌青，瘦得可以飘起来。他还想毕业后以摇滚音乐为生。不要说他父母觉得灾祸临门，连我都觉得玩摇滚很难成立为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除非他学会喝风屙烟的本领。

    作为摇滚青年，我外甥也许能找到个在酒吧里周末弹唱的机会，但也挣不着什么钱；假如吵着了酒吧的邻居，或者遇到了要“整顿”什么，还有可能被请去蹲派出所——这种事我听说过。此类青年常在派出所的墙根下蹲成一排，状如在公厕里，和警察同志做轻松之调侃。当然，最后还要家长把他们领出来。这孩子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姐姐、姐夫，对这种前景深感忧虑，他们是体面人，丢不起这个脸。所以长辈们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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