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2/3页)
。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毛泽东还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在五四时期，不仅具有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立场观点，而且曾经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因此，对当时胡适的所作所为是衷心表示“钦佩”的，以至视为自己的“楷模”。史实说明，毛泽东的这些自我表白，是符合他当时的思想实际的。也是从那时起，毛泽东与胡适之间的交往以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联系、分歧与斗争，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不可抹灭的痕迹。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04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就读，1910年赴美留学，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前后，提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去美国，1962年病逝于台湾。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后期，毛泽东经杨昌济的介绍，成了《新青年》最热心的读者。那时的胡适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毛泽东对胡适的名字并不陌生。特别是他1918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参加了几个学会，旁听过胡适的讲课，还去拜访胡适。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如草拟《问题研究会章程》，创办文化书杜，成立自修大学等，也都受到了胡适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吴玉章、蔡元培等人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主要负责人作了大量工作。但在这些会员即将乘船赴法时。毛泽东则决定不去法国，这很出乎大家意料。对此，毛泽东当时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1920年3月14日，他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又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非留学篇》（一）（二）（三）载于1914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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