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3/3页)
大清王朝遭到沉重打击。从1851年到1864年，十三年间鼙鼓动地，烽烟四起，神州板荡。太平军转战南北，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将战火蔓延到十六个省份，六百座城池，而且迫近天津，问鼎京畿，差一点就把大清变成了大明。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各地军民官绅却并没有坐视不管，袖手旁观，更没有趁乱而起，瓜分天下。身为汉人的曾国藩，以卑微之职，起而"勤王"，靠着不过是些民兵乡勇的"团练"，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湘军），屡败屡战，九死一生，终于为大清帝国扳回败局。事实上，在这次战争中崛起的"中兴名将"，无一不是恪守孔孟之道的汉族士大夫，如李鸿章，如左宗棠，如胡林翼。汉人，并没有不把大清看作自己的王朝。
那么，这一次，怎么就没人做曾国藩呢?
袁世凯不做曾国藩，自有他个人的原因---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当然比做"大清帝国"的什么名臣更有吸引力。其他人不做曾国藩，则另有缘故，同情革命即是其中之一。武昌首义之后，朝廷曾有意调新军第二十镇南下征剿，该镇的统制（师长）张绍曾却召集会议说:"湖北之变，为铲除专制，实现共和，以此倡议号召天下，凡属同胞，都会支持。"如果贸然前往镇压，必定是"胜则自残同类，败则死无指名"。结果是，这位清军将领不但不去打革命党，反倒于10月29日在滦州发动兵谏，提出十二条政纲，逼清廷让步。当时的民心，由此可见一斑。这可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尽管武昌首义的1911和金田起义的1851都是辛亥年，但两个"辛亥"并不可"同日而语"。此辛亥不是彼辛亥，孙中山也不是洪秀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代表的，是能够给中国人民以希望的共和理想，洪秀全则不然。因此，如果让那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进行选择，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在大清帝国与太平天国之间，他们宁愿选择前者;在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之间，他们却可能选择后者。
实际上大清的民心之失正在于此，即不失在政治而失在制度。共和思想的传播，使国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制度，我们也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这就是共和，就是宪政，就是民主。正是民主、宪政与共和，使英国和日本那样的"蕞尔岛夷"战胜了我"天朝大国"。因此，要想"富国强种"，就非得"铲除专制，实现共和"不可。大清王朝既然与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那么，其亡也不足惜。如果大清有自知之明，能反躬自省，迅速改制，实施变革，倒也罢了，偏偏它又反应迟钝，一味拖延，出尔反尔，毫无诚意，屡屡失信于民。那么，请问还有谁愿意来救助这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呢?
毫无疑问，对于共和的上述理解，现在看来已嫌肤浅。但在当时，却足以颠覆国人头脑中固有的皇权思想与帝制观念。在20世纪初的那些年份里，不少人都有幡然省悟的感觉。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了一切---既看透了大清，也看透了专制。结论是:作为一个专制政权，大清绝不会自动放弃它的绝对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