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9章 (第3/3页)
隋虽短促，然却是三百年分裂之后再度统一中国的重要时期，是华夏族群的第五次大一统。从实际制度框架说，隋继承了秦制无疑。然则，由于此时距秦帝国已经千年之遥，且又经过了西晋之后的三百年分裂战乱，隋对文明演进的审视，遂开始以西晋之后的历史演进为主，对两汉之前的历史已经很少涉及，对秦政得失的探究则更少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基本面看出隋代对秦文明的模糊肯定。隋文帝杨坚注重实务，临死之遗诏开首便是：“嗟乎！自昔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四海不一，以至周齐，战争相寻，年将三百。”遗诏最后云：“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律令格式，或有不便于事者，宜依前敕修改，务当政要。”显然，隋对秦文明所体现的变法精神尚是肯定的。
唐代情形，又是一变。唐变之要，是从隋的不甚清晰坚实的历史评判中摆脱出来，再度开始大规模总结文明演进史。结局是，唐又重新回到了东汉轨迹。唐人魏征主修的《隋书》，实则是唐政权的历史目光，而不是隋政权的历史目光。《隋书》的《食货志》、《刑法志》、《百官志》等综合篇章，在对特定领域的总括性叙述中，均对秦文明做出了复归东汉传统的评判
《隋书·食货志》云：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驱之以刑罚，弃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长城绝于地脉；以头会之敛，屯戍穷于岭外。
《隋书·刑法志》云：秦氏僻自西戎，初平区夏，于时投戈弃甲，仰恩祈惠，乃落严霜于政教，挥流电于邦国；弃灰偶语，生愁怨于前，毒网凝科，害肌肤于后；玄钺肆于朝市，赭服飘于路衢；将闾有一剑之哀，茅焦请列星之数。
《隋书·百官志》云：秦始皇废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创立朝仪；事不师古，始罢封侯之制，立郡县之官；太尉主五兵，丞相总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贰于相。自余众职，各有司存。汉高祖除暴宁乱，轻刑约法，而职官之制，因于嬴氏。
如果说，《隋书》诸志的总括性叙述，代表了唐政权的官方评判，那么唐太宗在《贞观政要》中的理念，则是更为直接的建政施政态度。《贞观政要·君臣鉴戒》云：“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举，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其《务农》篇云：“昔秦皇汉武，外多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当然，唐代也有基于现实政治而对秦政秦法的具体肯定，但已经远非主流了。同一个魏征，在答唐太宗对商鞅法治的责难时，论说便是相对肯定的：“商鞅、韩非、申不害等，以战国纵横，间谍交错，祸乱易起，谲诈难防，务深法峻刑以遏其患。所以权救于当时，固非致化之通轨。”（《魏郑公谏录》卷三）
在整个唐代的历史意识中，只有柳宗元对秦文明做出了“政”与“制”的区分，指出了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其《封建论》云：“秦有天下……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