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2章 (第3/3页)
依据。董列出的田税率是“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依据当代经济理念分析，董仲舒的这个数字不是国家“税率”，而是佣耕户的地租率。其实际所指，是如陈胜那般“耕豪民之田”的佣耕者，向豪民地主交出一半的收成。董仲舒显然不懂经济，将地租率硬说成国家税率，使秦帝国时代的田税率猛然提升到十分之五的大比例。有意还是无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后世将这一典型外行的指控当成了历史事实，当成了真理性质的史料依据。
就历史事实而论，交租之后的经济逻辑是：国家以地亩数量征收田税，只向地主征收，不针对佣耕者征税。之所以不针对佣耕者，有两个原因：其一，佣耕者耕的是地主的土地，佣耕者不是地主；其二，佣耕者是流动的，若以佣耕者为基数征税，固然可以避免历代都大为头疼的“漏田”现象，然在事实上却极难操作。所以，佣耕者向地主缴租，国家再从地主之手以登记核定的田数征税，是从战国时代开始一直延续两千余年的田税法则。唯其如此，此后的经济逻辑很清楚：佣耕者的一半产量中，必然包括了地主应该缴纳的田税。而地主不可能将粮食全部交税，而没有了自家的存储。是故，秦帝国的田税只能比“什五税”低，而不可能高。最大的可能是，国家与地主平分，也征收地主田租的一半为田税。如此，则田税率为十分之二点五。即或再高，充其量也只是十分之三。因为，秦帝国不可能将自己的社会根基阶层搜刮净尽。
第二则，再说人口盐铁税率。
人头税乃春秋战国生发，夏商周三代本来就没有，说它“二十倍于古”，是没有任何可比意义的。人头税之轻重，只能以当时民众的承受程度为评判标准。而史料所记载的人口税指控，除了秦末历史谎言的“头会箕敛”的夸张形容，再无踪迹可寻。
所谓盐铁之利，在“九贡九赋”的夏商周三代也基本没有，至少没有铁。即或有盐利，肯定也极低。因为，三代盐业很不发达，不可能征收重税。故此，说秦时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无论是就实际收入的绝对数量而言，还是就税率而言，也几乎没有任何可比意义。
若董仲舒的“二十倍于古”泛指整个商业税，则更见荒诞。战国至秦帝国时期的商业大为发达，七大战国皆有商业大都会。齐市临淄、魏市大梁、秦市咸阳、楚市陈城、赵市邯郸、燕市蓟城、韩市新郑。七大都会之外，七国尚各有发达的地域性大商市，如齐东即墨、魏北安邑、楚东南之江东吴越、秦西南之蜀中、赵北之胡市等等。其时之市场规模与关市收入，远远超出夏商周三代何止百倍，说商业税“二十倍于古”，只怕还估摸得低了。基本的原因是，夏商周三代的民众自由商事活动规模很小，而国家“官市”又多有限制且规模固定。总体上说，三代商市根本无法与《史记·货殖列传》所记载的战国秦时代的蓬勃商市可比。所以，商业税之比同样没有意义。
第三则，再说徭役征发。
以董说的夏商周三代一年三日徭役为基数，三十倍于古，是九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