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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98章 (第1/3页)
天下政务几近瘫痪,军力财力无法凝聚,无力应对愈演愈烈的社会动乱。
恶果之五,恶政导致秦帝国边地主力大军人心浮动,战心丧失,战力大减。九原主力军固然粮草不济,岭南主力军固然山高水远,然若不是恶政猖獗,以秦军之顽韧苦战传统,必全力以赴挽救国难。以章邯之刑徒军,尚能在平乱初期连战大捷,若秦军主力全面出动,稳定大局当不是难事。事实却不然,除了王离一部,两大秦军主力皆未大举出动。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政治的恶变从根基上毁灭了秦军将士的归属感。败政恶政无精兵,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从政治特质决定军事特质的意义上说,秦军的声威骤然消失,并非不可思议的秘密,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政治的恶变。
综上所述,秦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战国大争传统形成的巨大惯性,导致了空前剧烈的全面动荡。
秦末动乱之快速剧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
仅仅一年,天下大势面目全非。自古所谓天下大势,通指三个基本面:一曰朝局,二曰民治,三曰边情。朝局者,政情轴心也。民治者,人心根基也。边情者,存亡之首也。对此三个基本面的总体状况,古人一言以蔽之,统归于“治乱”两字。天下稳定康宁谓之治,天下动荡纷扰谓之乱。是故,治乎乱乎,天下大势之集中表征也。
从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年七月二十二日,至公元前209年七月大乱之时,堪堪一年,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剧烈乱世,转折之快如飓风过岗万木随向,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象飞转。及至大泽乡九百徭役揭竿而起,竟能达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的激速爆发之势,为后世任何大动荡所望尘莫及。在社会节奏缓慢的自然经济时代,煌煌强势一年急转直下,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事实上也只有这一次。
历代史家解释这一现象,无不归结为秦“暴政”蓄积已久,其发必速。所谓“天下苦秦久矣”,正是此等评判之依据。实则不然,这种轰然爆发而立即弥漫为整个社会大动乱的现象,固然与秦二世恶政有直接关联,也与始皇帝时期的帝国施政有关联,但不是必然性关联,尤其不是长期“暴政”激发一朝大乱的必然性因果关联。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国并非暴政,更不是长期暴政。秦末大动乱其所以骤然爆发且立即全面化,其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之唯一,根本的原因,取决于那个时代独有的特质。不理解或有意忽视这一特质,则无法深刻解析这一历史现象。
秦末社会的独有特质,在于战国大争传统依然是主导性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决定着时人对种种事件的认知标准,也决定着随之而来的反应方式与激烈程度。为此,要深彻体察两千余年之前的那场剧烈大爆发,首先得理解那个时代的价值理念,理解那个时代的行为方式。否则,不足以解释其普遍而剧烈的反应,不足以解释其大规模地酷烈演进。作为解析人群活的历史奥秘的探索者,最不能忽视的,便是发掘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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