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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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缝。她买了一块人造棉，自己裁，自己缝，为妈妈做一套睡衣；因为要比一比衣袖长短是否合适，还留下几针没有完工。她缝完末后几针，把衣裤叠好，放在我身上，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她找出一个玻璃瓶子，把糖一颗颗剥去包糖的纸，装在瓶里，一面把一张张包糖的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藏入书包，免得革命群众从垃圾里发现糖纸。她说，现在她领工资了，每月除去饭钱，可省下来贴补家用。我们夫妻双双都是“牛鬼蛇神”，每月只发生活费若干元，而存款都已冻结，我们两人的生活费实在很紧。阿瑗强忍住眼泪，我看得出她是眼泪往肚里咽。看了阿瑗，我们直心疼。

      阿瑗在革命阵营里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任何革命团体都不要她；而她也不能做“逍遥派”，不能做“游鱼”。全国大串联，她就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她画了一幅延安的塔寄给妈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告诉我说，她一人单干，自称“大海航行靠舵手”，哪派有理就赞助哪派，还相当受重视。很难为她，一个人，在这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没犯错误。

      我们几个月后就照发工资，一年之后，两人相继“下楼”———即走出“牛棚”。但我们仍是最可欺负的人。我们不能与强邻相处，阿瑗建议“逃走”；我们觉得不仅是上策，也是惟一的出路。我们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逃到北师大，大约是下午四时左右。

      我们雇了一辆三轮汽车（现在这种汽车早已淘汰了），颠颠簸簸到达北师大。阿瑗带我们走入她学生时期的宿舍，那是她住了多年的房间，在三楼，朝北。她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左邻右舍都出来招呼钱瑗。我们还没走进她那间阴寒脏乱的房间，楼道里许多人都出来看钱瑗的爸爸妈妈了。他们得知我们的情况都伸出援助之手。被子、褥子、枕头，从各家送来；锅碗瓢盆、菜刀、铲刀、油盐酱醋以至味精、煤炉子、煤饼子陆续从四面八方送来，不限本楼了。阿瑗的朋友真多也真好，我们心上舒坦又温暖，放下东西，准备舀水擦拭尘土。

      我忽然流起鼻血来，手绢全染红了。我问知盥洗室在四楼，推说要洗手，急奔四楼。钟书“拙手笨脚”地忙拿了个小脸盆在楼道一个水龙头下接了半盆水给我洗手。我推说手太脏，半盆水不够，急奔四楼。只听得阿瑗的朋友都夸“钱伯伯劳动态度好”。我心里很感激他，但是我不要他和阿瑗为我着急。我在四楼盥洗室内用冷水冰鼻梁，冰脑门子，乘间洗净了血污的手绢。鼻血不流了，我慢慢下楼，回到阿瑗的房间里。

      阿瑗见我进屋，两手放到背后，说声：“啊呀！不好了！大暴露了！”她的屋里那么脏又那么乱，做梦也没想到妈妈会到这间屋里来收拾。

      我爱整洁；阿瑗常和爸爸结成一帮，暗暗反对妈妈的整洁。例如我搭毛巾，边对边，角对角，齐齐整整。他们两个认为费事，随便一搭更方便。不过我们都很妥协，他们把毛巾随手一搭，我就重新搭搭整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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