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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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差不多了，正安着。”忽然她两手一拍，“哎！正好哎！帮我安电视的那哥们儿是胖子的朋友，上个月刚刚离了婚——你上哪儿去？”

      “收发室。看有没有我的信。”

      “不去我家了？”

      “不去了。”

      “你——神经病啊！”

      我向右拐，扬长而去。

      收发室里还真有我的信，两封，但都不是我期待中的。雁南说姜士安要去了我的地址，要去了地址为什么不写信来？

      那天我又去了公园，实在没别的地儿可去，一个人在公园里走，直走到“金乌西坠，玉兔东升”。那天晚上的“玉兔”是月牙，细细的一线，纤小清瘦，在北京过于明亮的夜空里黯然无神，仿佛化好了妆的脸上未及涂唇膏的嘴。

      ……那月牙细细的一线，纤小清瘦，镶嵌在干净得没有一粒杂质的海岛夜空上，亮晶晶的，我走它也走。我刚下零点至三点的夜班，从坑道里出来只身一人回营区宿舍。通常夜班都是三人一行，那天忘了什么原因，只有我一人返回。三个人一块我都害怕，坑道在山上，途中要穿玉米地，穿松林，要走二十五分钟，虽然有枪，但怕走火连队规定子弹不得上膛，因之夜班夜行一直是我深为苦恼的事，不是怕死，是怕“死不了也活不成”——这是“强奸”的代用说法，是我们排年龄最大的一位女兵的发明，她十九岁。不知现在的女孩子怎么样，反正我们那时对于强奸这种事真正是恐惧到了病态的程度，看到《 南方来信 》的书里说女革命者如何被美国兵脱光衣服同男人关在一起，就会刷地起一身鸡皮疙瘩，会想：如果这事摊我身上，我马上死！不知这是不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受过性教育的缘故，无知便要想象，想象是无穷的，就好比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恰是因为谁也不知道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几年来的多少个夜班啊，我们就是这样地恐惧着，但是没有一个人肯承认。那是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年代，一个“男女都一样”的年代，谁也不愿意被人看做懦夫。

      我走出坑道，外面漆黑一片，海岛的夜里，除了信号台，再无一处灯光。天上的月亮，偏偏又是那样的孱弱。我深深吸了口气，咔，咔，声音很响地上好步枪刺刀，背在肩上，一步步向山下走。松涛阵阵，碎石哗哗……猛然间，我回过头去——动作似乎在感觉之前——我的身后，头上方，紧挨着我的地方，有一颗头，头上有一双眼睛闪闪发光，头下是一件黑棉袄，腰间束着绳子，毫无疑问这是个人，男人，简直想不出他怎么能够在碎石满山的路上悄然无声摸到了我的身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自己也不明白，事后想也想不清楚——几乎是眨眼之间我已站在了他的身后，他的上方！用军事术语说就是，占领了制高点。这次轮到他回过头来，看我。我一言不发，定定伫立，静静回视，肩上的步枪也不知何时如何被端在了手中，枪刺凛凛然反射着月牙的寒光……片刻，那人转过了头去，哗，哗，哗，踩着满山遍野的碎石，走了。我原地直立，步枪平端，目送他走直到消失。

      我继续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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