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章 (第2/3页)
和“主义”之争初无二致。不过刘歆以外放“河内太守”了事，尚没有酿成今日所谓“曲解革命哲学”一类的血案而已！
光武中兴之后，“复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家：《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大戴、小戴；《春秋》有严、颜。博士中选声望高者为“祭酒”（教育长），恢复太学，由太常卿差次总领之《后汉书·儒林传》）。然光武帝本人则对古、今文学派之争无成见。尚书令韩歆乃上疏欲将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正月，帝集公卿大夫、博士于云台议其事。博士范升反对最力，光武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后汉书·范升传》）古文大家陈元闻讯，乃诣阙上疏书奏，与范升辩难书凡十余上。光武帝卒从陈元议而立左氏学。而当时太学内，“诸儒以《左氏》之立，议论讲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左氏》终以阻力太大，旋被废除。（《后汉书·陈元传》）
至东汉末灵帝时，大儒卢植再请置《毛诗》、《左氏》、《周礼》博士，然终不得立。终两汉之世，博士学官始终为十四家所保持。（《后汉书·卢植传》）由此可见他们争论的焦点还是学官废立的问题，闹至满朝欢哗，公卿廷辩，可知影响政治之大。须知我国古代的“学官”乃至逊清的“言官”，在我国专制时代所发生的政治作用，直如现代民主国家中之报纸。身为博士或御史者多是善于反映民意的博闻强识之士，他们在重要的政治决策中有发言权，而且因为他们博古通今，强辩足以饰非，在政治舞台上又是一种极重要的政争工具，与实际掌握政权的人互为表里。何况他们在国家“管”、“教”两项大政中又实际地负了二分之一的责任，明乎此则东汉学官之争即毋须多赘矣。
太学之变质
前已言之，太学设立之初原系替儒家创造特殊政治地位，是一个“罢黜百家”的工具。历经两百余年之演变，儒家独鸣之形式已成，罢黜百家之目的完全达到。其它学派与政治完全脱离关系。先秦时代“百家”皆有参政机会的局面一扫无余。因而近人治学术史者尝谓汉武以前是“子学时代”，其后两千年为“经学时代”。其实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说法。东汉时代诸子之学固然式微，但是儒术亦随之蜕变。盖儒教本是人类最少“排他性”的哲学。各种学派它都能食而化之，据为已有。汉初儒家首与阴阳家合流即其一例。其后汉人所谓“阳儒阴法”，所谓“霸王道杂治”，所谓“调理阴阳”，都是以儒为体、以百家为用的表现。因而各学派中从“少长贵贱皆从法”的研究，到“烧炉炼丹”的迷信，都成为“儒生”的余事。
相反的，各家学说为求不与实际政治、社会生活脱节，也就读几句孔孟之言，戴上儒冠，以儒者的姿态出现。汉末张道陵辈，以黄老之徒自居，谬称其曲解老庄之学为道教，其实他们只是儒生所研究之阴阳谶纬之说滥觞后的余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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