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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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生个不平凡的三上三下的八字。做官搞党，要三上三下；搞改革体制、变法维新，是否也要来个三上三下？天机不可泄漏，目前谁亦不知也。吾人隔岸观火，但知他已搞了两上两下。今后能否可以三上不下，像他做官一样的大运亨通，大洋三岸的观察家们，就各说各话了。其实今日之摇头晃脑的专家学者、吵吵闹闹的无冕之王、港台媒体，乃至张半仙、李铁嘴等数不尽的算命先生，包括闭门造车的笔者自己，都在胡说八道。

      ——将来谜底揭晓，诸公猜错了，原属活该；诸公猜对了，也只是巧合。若说诸葛亮的六爻八卦，真能上通鬼神，知过去未来，那就是三国演义了。黄药禅师说得好：“后事还须问后人。”大考之后，分数贴出，将来的老师，自会有公平的评断。

      至于康有为戊戌变法，就不然了。戊戌去古未远，史料齐全。水晶球内，事实昭然；而载湉康梁、慈禧荣禄，威权久泯，恩怨已断。当今史家，如熟悉史实，剔除成见，未始不能作论定之言，以彰史迹而戒来兹。笔者不揣浅薄，试作此想，曾为这桩公案，腾出四章，凡数万言，以窥其堂奥。长话短结，试问戊戌变法在历史上，究竟应该怎样定位呢？首章已言之，长逾一百五十年的中国近代史，在社会发展的性质上，原是一部“转型史”——从中古东方型的社会，转入现代西方型的社会。这一转型自鸦片战争开始，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徘徊于中古边缘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但是那时的光绪爷要把这百年难变之“型”，而变之于指顾之间，其必然失败，实无待多费笔墨。把这一现象“概念化”一下，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之失败”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但是历史上的“必然”，往往又为“偶然”所左右。因为失败的时间、空间、全面或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响……在在都决定于“偶然”因素。这些“偶然”有时也就“必然”的成为下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基因”（gene或cause）。

      例如：“全部失败”和“局部失败”二者都是“偶然”；但是二者不同的空间，对下一阶段历史的基因，就大不相同。再如：失败于“百日”和失败于“十年”，也都是人为因素的“偶然”；但是这不同长短的时间，对于下一阶段基因的发展，也就“必然”有决定性的影响。

      研究戊戌变法，我们之所以要用两篇篇幅来解剖康有为一人的缘故，便是左右这个历史“必然”的最主要的“偶然”，便是康有为这个“人格”（personification）。把康有为换成康无为，则“戊戌变法”这段历史失败的过程，和它对下一阶段所发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通古今之变，识中西之长

      在这段历史之中，康氏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理论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幸康有为在这三方面，连最起码的条件，亦不具备。因为生为现代中国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他的见识和学养实应兼跨古今两代，和中西两型。康氏对西学那一点点粗浅的认识，不但跨不过这两条鸿沟，他强不知以为知，适足以为害。——毛泽东搞“大跃进”，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就是类似的强不知以为知，最惨痛的一件史例。

      至于康有为的汉学，他的火候可还在梁漱溟、钱宾四之上。不幸的是他故步自封，走火入魔，犯了教条主义的大错。康作诗说：“良史莫无两司马，传经唯有一公羊。”两千年旧史都赶不上两司马，可能是事实。传经唯有一公羊，从今文家观点出发，也没人能制止他作如是说。百家争鸣，原是盛事。他千不该万不该，是不该真来搞个通经致用，以死硬的教条主义来排斥一切。他如果不搞教条主义，而能虚怀若谷的与以张之洞、翁同和为首的开明派合作，则变法维新亦有其建设性，而不致走上后来顽固派独大的局面。教条主义之为害中国，康有为是始作俑者。

      ——这也是个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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