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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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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3章 (第1/3页)



      梁启超便认为,土地国有政策将使“游荡无赖子将利用军兴机会,尽夺富人财产”,而使天下大乱。见张朋园前书页二四四,引《新民业报》第七十五号<开明专制论>。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事实上是“共进会”发动的。而共进会则是由松懈的原同盟会会员(多为华中各省人)分裂出来的。活动分子多为当时华中一带革命运动的成员和骨干。他们对“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都无异议。惟对“平均地权”这一条无认识,亦无信念。所以共进会于一九零七年在东京成立时,把同盟会誓辞中“平均地权”的顺口溜改为“平均人权”。但是平均人权究是什么意思,大家就各就所好了。关于共进会中之争议,诸家报道甚夥,参见《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六六八~六八一。

      关于同盟会时期之美国倾向,见注。至于民初之中国政治制度,除直接民选之外,几乎全部抄袭美国之三权分立制,参见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上海,商务,一九三九)第一章。此地笔者是从学理方面立论的。

      胡适先生生前一再对我说,民国初年的政府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最好模式,那时的参、议两院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中国失去这一机会,至为可惜云云。

      民初政党政治之糟乱,论者多矣,参见李剑农著《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海,商务, 一九四七)第十章。

      早期史家、报人、小说家之作,如上引李剑农和谷钟秀(《中华民田开国史》,上海, 一九一四)等甚多。知名作家之外,笔者亦尝对“国民党”内之反孙议员所形成的“政学系”一派加以分析。载上引《海外论坛》第二卷七、八、九三期,一九六一年八、九月。

      美国革命(一七七六~一七八四)和中国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之后,双方理论家都在摸索个新制度。二者之别是前者纯从制度本身出发,后者则参以以人改制,对人不对事。如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即其一例。钱端升氏论之弥详,见上引钱书第一章,及谷书三、四两篇。其症结则在于所谓议员,只是一群政客官僚,社会上并无所谓“选民”也。这种政客集团为中国传统之产品。与现代的“资产阶级”也拉不上关系。

      见注。

      民初之《临时约法》是针对制袁而拟订者。唐绍仪为内阁总理任内,袁尚无废约法之迹象。迨内阁迭经更换。宋教仁乃公开要求组织“纯粹的政党内阁”以制袁,然而并未言明“政党”有何选民基础。如此,所谓“责任内阁”只是一群小寡头政客之联合,以挟制大寡头,其招致大寡头之反击,自属必然。如此类似事件,孙、袁以后之政治史上,屡见不鲜。关于宋教仁的制袁言行,参阅李剑农书第十章及当时报章新闻。

      袁世凯后来干脆背叛民国,搞其帝制,固无论矣;孙氏组织“中华革命党”。其党章载明“军政时期”要以一党,甚至一魁,独裁专政。这都是袁、孙二人对民初议会政治破产之反应。虽然孙公在军政之后,加上个训政和宪政,但是历史上,哪一种专政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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