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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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年干旱灾荒、地主老财盘剥，地痞恶霸巧取豪夺，再加上军阀割据欺压，讲“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怨声载道”，一点也不夸张。“饥饿出盗贼”，“官逼民造反”，革命的能量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逐渐聚集起来的。但起初率先觉醒的年轻的革命者并没有看到这种潜在的分散的能量存在及其聚合的威力，而是一心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搞枪杆子的兵运工作上。梦想着从反动军队中拉出一支革命武装，然后夺取政权，解救万民于水火。结果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习仲勋等这些意志坚定的热血青年，冒死策划暴动、领导起义和从事秘密策反的兵运斗争。结果连续七十多次都悲壮地失败了。习仲勋、汪锋、马明芳、马文瑞等领导的陕甘边、陕北地下党组织，也是在敌人白色恐怖之下，反复遭到破坏，有人被捕坐牢，甚至流血牺牲，他们宁死不屈，实在可歌可泣。崇高革命理想和坚强的革命意志，鼓舞和鞭策着革命者不屈不挠，前赴后继，不畏艰险，不断地探索前行。终于，在经历过七八年漫长岁月，党团组织扩大了，群众基础巩固了，红军武装建立了，游击区域拓展了，根据地也出现了。党在陕甘边界通过“兵运”、“起义” 等斗争形式建立武装虽然失败了，但刘志丹改造“绿林”的行动取得了成效，赵二娃的民间武装听他的。加上晋西游击队和安定县新加入的人员，于1931年“9?18”事变后，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的“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宣告成立。翌年2月，“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的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因为有了自己的队伍，４月，即在正宁县寺村塬建立红色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６月，陕甘游击队在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杜衡的要求下，东进陕西韩城地区，遭受挫折后返回寺村塬。７月下旬，陕西省委派省委常委李良担任红军游击队政委，由于李良的错误决定，致使游击队接连失利，被迫撤离寺村塬，根据地丧失。我们可以想象，西北革命在幼年时期该是多么的艰难。这一过程，就像一个弱小的儿童在蹒跚学步，不断的跌倒，再爬起来。闹红者站立不稳，脚下的道路，更加充满了泥泞坎坷。黑暗中的星火，随时都可能被风雨扑灭。然而，那星火，却像天上的北斗，在乱云飞度中闪烁明灭，始终顽强地照耀着大地，给人们导引着方向。

    “星火燎原”关键是把握火候

    历史没有忘记，西北“闹红”早期，由于种种原因引起“自我折腾”，付出的代价沉重。那深刻的教训，至今仿佛还镌刻在照金“红军寨”险峻无比的红色岩石上。当初，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按照谢刘的本意，是想先在距敌较远的梢山地区活动，发动群众，扩大武装，等待时机，开展军事斗争形成武装割据。但严重脱离实际的中共地下陕西省委，主要是好大喜功的省委书记杜衡这个人，却坚决指示部队南下渭北。其实他是在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部队在力量弱小，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正面主动出击，同强敌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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