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3/3页)
曹聚仁的儿子曹景仲写信给曹聚仁，没多久就收到回信，不料打开后发现，竟然是自己写给父亲的信。信中，曹聚仁已将儿子的错别字改过，并分好段落，点好标点，并重新整齐地誊抄一遍。最后曹写了三个注意事项：“1、一件事写成一段，必须分段写。横写直写都可以。必须断句。2、想好了再写，写好了看一遍再抄。3、如果不分段，不断句的，就不必寄来。”
民国学人在北平多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这种癖好也有传染性。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要蒋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他们一起相互监视，找资料时，袁问蒋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蒋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文祥年谱》，一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袁似乎不感兴趣，蒋私下很高兴。两人分手后，袁回图书馆，蒋回俱乐部。蒋随即转回去想买那两本书，当他半小时后赶到书主处购书时，主人告诉他，袁先生已经先把书买走了。
费正清回忆抗战时僻居李庄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我深深地被我这两位朋友的坚毅精神所感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中，他们仍继续做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杨步伟曾说：“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她少时即“胆大妄为”，上家塾时，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到父母一顿臭骂，骂她对圣人不恭。她还捉弄先生：“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
在耶鲁时，李赋宁曾和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同学王佐良、许国璋，以及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周珏良通信，相约共同回国执教，“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有人赞曰：“这就是绝配！”
吴宓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在西南联大时，他见昆明有牛肉馆名“潇湘馆”，认为亵渎了林妹妹，竟去砸馆，直至人家改名才了事。
叶德辉性情古怪，他藏书甚富，不轻易示人，在书橱上贴有“老婆不借书不借”的字条。但他对性问题有想法，校刻了不少有关性问题的旧书，像《素女经》、《交欢大乐赋》、《杂事秘辛》等都翻印过。潘光旦评说，叶翻印的书还有“几分科学的价值”。
钱钟书常讲：“二十岁不狂是没有志气，三十岁犹狂是没有头脑。”他清华大学毕业后正是二十来岁，陈福田等人想让钱钟书读清华研究所。钱钟书当时答道：“望眼清华，还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来当我的导师！”
北大全盛时期，名流云集，时有“五马”、“四陈”、“三沈”、“二周”之称，“三沈”即沈兼士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三人，他们同在北大任教，同为北大评议会成员，当时在北大被称为“沈氏三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