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第2/3页)
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他坦言：“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
陈独秀为他的时代疾呼：“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和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如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罗隆基等，日后都是一时瑜亮。而后来的三·一八、一二·九、一·二一等运动，大多为政治势力所操纵，那些学生领袖也就欠缺一种气质，但似乎有点“真人不露相”的深沉。
苏曼殊曰：优人作剧，荡破民财，小说增缘，助发淫事。夫音乐隳心，离则愈苦。淫词导欲，滋益缠绵，佛法割断贪痴，流溢慈惠，求乐则彼暂而此永，据德则此有而彼无。
苏曼殊自况：众人一日不成佛，我梦中宵有泪痕。
蒋介石痛感中华文化的日益沦亡，在其《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写道：“中国在文化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内容的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全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没有了中国人。”
1932年，陈独秀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求字时，他率尔而应，提笔就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大字。在狱中，他听到有可能处死的消息，却毫不畏惧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社会。”
杨杏佛、瞿秋白遇难后，盛传鲁迅亦将不免，鲁迅乃作诗曰：“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胡风作为鲁迅的门生，在非常时期写出“三十万言书”，不可不谓之硬汉。在武斗最凶猛的“文革”之初，他正好在四川深山中劳改，否则必死无疑。饶是如此，他几经斗争和监禁后，精神也早已崩溃。文革后虽获自由，经过治疗后精神也逐渐平复，但仍十分敏感，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旧疾复作。他于1985年去世，弥留之际还在惊惶失措地说：“有人又想诬陷我？这怎么得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独裁统治招致民怨沸腾，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就曾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致信蒋介石，要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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