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2/3页)
此役失败的严重性,怕被责罚,遂不返回祁门大营。游荡十几天后,终决不妥,这才回营请训。但是,见面后,一味狡辩开脱,曾大怒,痛斥之;李元度不堪训责,负羞而逃。军营岂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曾国藩当下决定严参,命李鸿章作稿。孰料李鸿章认为李元度是共历患难之人,功罪相抵,不应严惩,便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怒不可遏,说:“我自属稿”;李说:“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曾国藩正在气头上,乃说:“听君之便”。于是,李鸿章去了江西 。此事只能说明李鸿章好讲哥们义气,似乎和“难与共患难”无关,曾国藩为什么要对欧阳兆熊那样说呢?如前所述,徽州一破,祁门大营兵单将寡,岌岌可危,随后太平军大举来攻,相距数十里而已。曾国藩万念俱灰,预先写好遗书 ,准备在此死节。幕客、委员,或请病假或请事假,走了一大半。留下来的则将行李移置舟船,时刻准备逃命。程桓生是曾国藩的棋友,几乎每日要陪曾国藩下一盘棋,见面太频繁,不好意思开溜;但私底下逢人便问:“死在一堆如何?” 前此,李鸿章藉李元度事负气出走,现在看来,则不无借机逃遁的嫌疑,所以曾国藩要说他“难与共患难”。后来,鲍超、曾国荃胜仗解围,渡过危机,李鸿章再度入幕。恰逢朝命曾国藩推荐巡抚人选,李鸿章固然“智勇兼全,堪胜封疆”,但曾国藩心中不能不存“芥蒂”,故犹豫再三,终未遽以其名入告。
第二段材料,则来自王闿运。祁门危急时,幕客、委员纷纷逃逸,王闿运也是其中一员;他有一句诗:“直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 ;就是为此次不甚光彩的行为自我解嘲。他提供的材料则是:
“李(鸿章)在军中不见知,常发愤怏望,后以沅浦(曾国荃)、俊臣(陈士杰)俱辞避,李乃自请行。非曾(国藩)意也” ;
咸丰十一年十月,在沪绅士公推钱鼎铭赴安庆请援。钱于座次痛哭流涕,叩头乞师。此前,曾国藩已安排左宗棠自江西援浙,己军则沿长江向东推进,计划中暂无援苏的规划,一是兵力不敷调配,二是饷源无法落实。钱鼎铭带来的江苏绅士公启(冯桂芬执笔)中,所谓“江苏今日之情事,……有仅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除了“有兵无饷之镇江”、“兵单饷乏之杭(州)、湖(州)”之外,还有个“有饷无兵之上海” 。因此,钱鼎铭此次带来的,不仅仅是江苏人民吁天待救的悲情,还有上海地区商绅筹集的巨款,所谓“深情款款”也。所以,曾国藩不能不思有以应之。钱的问题解决了,就得解决人的问题。当日,他手下大将只有鲍超、曾国荃,鲍超正在江西东部鏖战,不可抽调;曾国荃克服安庆后,回乡添募士兵,正好可派为援苏之军。朝廷接到江苏告急之信,也点名派曾国荃前去援剿,所以,他便写信给曾国荃:“吾家一门,受国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 ,实为天下膏腴。吾今冬派员去提二十万金,当可得也”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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