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2/3页)
约，杀人灭口。
李鸿章、程学启鉴于水师不日离苏的现实困难，以招降代替攻城；鉴于谈判条款不可执行的法理局限，以杀降代替抚降。这就是杀降事件的真相。
谈判初始，程学启欺骗了郜永宽等降人以及戈登这个保人。随即，向李鸿章汇报，并告知事成后杀降的“方略”。李鸿章“踟躇三昼夜，不能决”；所以如此之故，无非三个原因：首先，谈判条款过于离奇。李鸿章知道朝廷不仅不会同意，甚至会因此进行责罚（胜保于本年初被杀，罪状之一就是“养筴贻患”）；其次，倘若因此不得不杀降的话，前所列举杀降之祸及舆论压力，必将集矢于作为统帅的己身，自己应否承受？能否承受？最后，戈登身为保人，杀降势必玷污他的名誉。彼人一怒之下，是否会引发常胜军和淮军交恶乃至“开仗”，甚而导致中、英两国的外交危机？场面闹大，能否“驾驭在我”，实无把握。他“三昼夜，不能决”，程学启可没心思看他“踟躇”，故“以（离）去要（挟）之”。但求成功、不择手段，即所谓“小人无忌惮”的很忍之心，终于占了上风，就这样，他半推半就参与到杀降事件中，并着手布置善后事宜。程学启对降人可以一杀了之，李鸿章作为一军统帅，乃是最终责任人，则需考虑到事后的危机公关。
一个是道德、舆论层面的公关。伯牛作为历史爱好者，可以将这个先骗降后杀降的故事原原本本、清清楚楚的讲一遍，他却不能。因为，杀降不过是“暴虐”，依照雷锋同志所说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残酷无情的名言，过分一点而已，尚无伤大雅；倘若此前还有骗降的勾当，那么，他就不但破坏了“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招降谈判，李、程实为政府代表）的政治原则，也触犯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圣门家法。较之“暴虐”的恶名，这才是真正的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他务必要文过饰非，尽行撇清。因此，他在报告中混淆次序，调换因果，将敌我经谈判确定的“成议”置换为敌方临时倡发的“动议”，将有组织有预谋的杀降解释为仓促应变的“立断当机”。藉此信息不对称之故，外界看到他的“第一手”材料，尽管对杀降不无微辞，但也能体谅他那份不得不如此的无可奈何。如此公关的结果就是：朝廷没有一丝指责，并讥讽“夷人”的抗议是“不明事理” ；同侪不仅不谴责，甚而设身处地，予以褒扬 ；洋商以及英国外交官们在经过初期条件反射的愤怒之后，渐渐“淡然”，甚而“以杀伪酋为是” 。
还有一项公关，稍嫌麻烦，就是如何安抚戈登。那时候，中外人士尚未就人权、公法等“普世价值”取得共识，李鸿章这套便宜行事的说辞，尤其不能说服特别重视荣誉的戈登将军。戈登在昆山知道这个消息后，“深感耻辱和极度伤心”，发誓要消灭李、程和“实际上他怀疑参与将诸王斩首和苏州屠杀的任何中国官员” 。据闻，他“自携短铳以觅之” ，要和李鸿章进行一次私人决斗。但是，此时的淮军，已经不是初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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