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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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画龙点睛的一句话，则是：“屡接（曾国荃）来书，谓：‘金陵所少者，不在兵而在饷；现开地道十馀处，约有数处，五六月间可成’；如能及早轰开，自必无须协助”；隐然在给曾国荃递条陈，申请展期。俗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谓对策，其精髓无非是个“拖”字。公然抗命，那是莽夫蠢才；智者黠者从不说不能遵命的废话，只会“沥陈下情”，告以不可遽行的苦衷。攻城歼敌，固有别于妇人生产，不可能推算出大致不错的准期，故中枢诸公并不能明确设定克服的限期，只能根据前敌报告日加催促而已。当然，同治七年间，庙算如神的慈禧太后下达终极追杀令，限令左宗棠、李鸿章等在一个月内消灭“捻逆”，否则“严加议处” ；算是“女中尧舜”别出心裁的特例，难以奉为实事求是的常规。

      如此一来，谕旨所谓“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李鸿章仅做到“奏闻”，而根本没有“迅速办理”。这是奉命援剿一方的托词，那么，奉命接待援剿部队的曾国藩做了怎样的复奏呢？我对照曾、李的复奏，发现他们联手制造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局面，其中妙处，难以言表。但我尽量尝试解说一二，不致完全埋没这呕心沥血的绝妙好文，先看曾国藩的复奏（伯牛案：其文甚长，不便全录，乃择要逐段分析）：

      “自苏、常攻克之后，臣本拟咨请李鸿章亲来金陵会剿，特以该抚系封疆将帅之臣，又值苦战积劳之际，非臣所敢奏调，是以未及具疏上陈。函询臣弟曾国荃，亦以师久无功，愧悚无地，不敢更求助于人，近于畏难卸责、始勤终怠者之所为”；

      说话也好，做事也好，最重要的是先占地步；或者说，要掐架，先得扎定马步。这两句话，就好似一个稳稳当当的马步。第一句，是所谓“礼”，即尊重行政体制之意。曾国藩固然是钦差大臣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衔）两江总督（伯牛案：此廿一字即其官衔），但是，江苏巡抚李鸿章也是“封疆将帅之臣”，非比一般属吏，可以呼来换去。各省之长，全都唯朝命是从，方能体现中央集权的制度威严；甚言之，一市一县一居委会，也都唯朝命是从，则更符合令行禁止的“政体”。行政架构确实有层级等差，但是，其所以有层级等差，立法本意及最终目的，不就是为了政令畅通么？总督归朝廷直管，巡抚又何尝不是；总督固可调遣巡抚，终竟不直接调遣，而将此调遣之权拱让朝廷，不就是尊重中央集权之意么？所以，这一句“本拟咨请……（又）非臣所敢奏调”，既说明小臣荩谋与大王宸断不谋而合于前，又表示圣谟广远能知缓急、微臣固陋不敢自专于后，在助剿问题上高度体现了对中央的尊重。第二句，是所谓“情”，即尊重前敌将士之意。曾国藩论事应务，不违礼制，不悖人情，且常能以堂堂正正之言，表曲折微妙之情。例如，李泰国兵船之议，他体谅总署谈判的难处，赞成继续购进，同时，明示华裔之别、缓急之辨，建议分赠各国，破财求安；即是佳例。“不敢更求助于人”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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