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第2/3页)
国民党武装部队，和周取得联系之后，周便设法把交警总队慢慢抽调到湖南去集结，先后调去了王春辉等6 个总队。当他还想抽调派驻在奉化担任蒋介石警卫的部队时，被毛人凤发觉，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将周伟龙在上海国防饭店内逮捕。在搜查出的信件中，发现他与唐生明有往来。毛人凤原来准备马上逮捕唐生明，后来因为湖南正在酝酿和平运动，便改派特务孙坤、焦玉印等前去长沙暗杀唐。特务们曾在唐的寓所附近向他放过一枪而未击中。等到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后，原来在湖南工作的张严佛、刘人奎、刘人爵等都参加了起义。毛人凤怕其他特务效尤，便令焦玉印等把参加湖南起义后临时担任长沙警察局局长的刘人爵暗杀于长沙浏阳门正街22 号家中。凶手逃出后，改派到云南工作，他们曾向沈醉谈到过这一经过。
侦探毛泽东下落落空
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了镇压各地民主爱国运动，保密局特别举办了两次司法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之所以设立，主要是研究国民党的宪法颁布以后，保密局怎样表面上不违背宪法，又能随心所欲地贯彻军统的意图，逮捕革命人士，阻止人民的活动。因此这个班成立后，司法人员莫不背地里叫它“违法训练班”。到1948年初，蒋介石颁布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办法》，一脚把宪法规定的保障人身自由等假东西踢得干干净净，这时候特务们额手称庆，才再不研究耍“宪法”幌子的手段，而依旧毫不掩饰地按照原来的一套进行逮捕、搜查、审讯等危害人民的勾当了。保密局在解放战争期间，除了直接干出许许多多破坏中共组织、屠杀中共党员、镇压民主爱国运动、大批逮捕囚禁革命人士以及在各大城市进行大破坏大屠杀等罪恶活动外，对解放地区的情报工作一直无法开展。毛人风为此经常遭到蒋介石的责备，他每次被训过一顿后，便照例对外勤各单位也来一次指示和训令，要求各单位务必切实设法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毛人凤认为这项工作做得比较出色的，是天主教神父雷震远领导的华北工作督导团。他们利用天主教的关系，指使在解放地区或接近解放区的教徒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搜集到不少东西，往往比许多接近解放地区的省站所得到的情报还要多几倍。
在胡宗南攻占延安后，保密局为获取情报，立刻在延安成立了小组，派崔毓斌担任延安的稽查处处长。蒋介石这时急于要知道毛泽东、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他指示毛人凤，要不惜花费最大的人力和物力，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设法把中共领导人的下落弄清楚。那几天蒋介石天天问毛人凤有什么情报没有。可是稽查处除了在延安附近抓到几个没有法子走动的老病残废外，再也没有找到一点旁的线索。毛人凤也急得不得了，认为这是活捉中共领导人的大好机会，他一再严厉要求陕西站务必加强延安组的工作，无论如何要满足蒋介石的这一要求。这时胡宗南也打电报给毛人凤，要他特别加强这方面的活动。毛人凤被弄得寝食不安，天天在会餐时谈这个问题，不断地用特急电报指示陕西站。他非常生气地说：“我们的工作没有法子配合军事上的胜利，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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