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第2/3页)
，一切都乱套了，一切都颠倒了。人们的积怨、人的仇恨、人的自私、人的疯狂，都一一暴露无疑。父亲因与一位外籍女教师同室教学，便被打成里通外国的间谍。由于不忍莫须有的罪名的污蔑以及各种“创造性”刑罚的折磨，在一个早晨从5 层的教学楼顶上跳了下来，暴尸于大庭广众之下。
父亲被迫害致死不久，在全国上下一片插队落户的浪潮中，我背着一个反革命狗崽的臭名声，于1968 年，被分配到云南边陲的一个小山村。
农村是个大熔炉。8 年的农村插队生活，使我的筋骨锻炼得强壮有力。
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到农村的活计几乎样样拿得起，无疑是个飞跃。
我养过猪、种过田、割过胶、做过木匠、搞过理发，啥活我都学着干。
当时，我所在的大队有一个团支书，是正宗的“红五类”。不知啥原因，忽然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办起了一个英语短期培训班，叫我任教员。在培训班里，我结识了一位从北京来的女知青，到现在我仍能记得她的名字：
陈颖。她虽出身赤贫，可她娴静、斯文、聪明、典雅的个性以及标致的身段，严然像个名门闺秀。接触中，我们彼此间印象都不错。一天，我俩起了个早，去领略春城的雾景。云南边陲山多，雾好重；在一片白茫茫中，在重叠的岩影下，我俩并肩而坐，听风声，听猿鸣，我俩谈了好多好多，……有一句话，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底。她说：“假如我能一直留在雾中，该多好啊！
我看不清别人，别人亦看不清我。”是啊，一切都看得清清白白，该有多乏味！由于出身悬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想那种非份之事，根本是不可能的。况且培训班结业不久，她便被送去上了大学，从此就断了音信。
8 年后，“四人帮”倒台了。政策得到了落实，我也回到了S 城。人是回来了，原来的住房却没了，母子俩挤在一间狭窄的空间里。工作也不尽人意。我暗暗下定决心，要靠奋斗，靠自力，来改变我的处境。
机遇终于来了。1981 年，家中收到了中断联系14 年、远在美国的姑妈的来信。信中除表示对我父亲被迫害致死表示悼念外，还愿意为我自费出国留学提供全部费用。很快我便收到了经济担保书，随之办妥了护照与签证。
事情变得如此顺利，简直是一场梦。
1981 年11 月，我乘上了波音747 班机抵达美国的旧金山。前来机场迎接的是位年轻人。他手里举着一块塑料牌，上面写着我的大名：王大铖。牌子的左上角还贴着我的一张6 寸彩照。天晓得，这照片，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待道清了姓名，问明了事由，我便乘上了年轻人开的一部豪华轿车。轿车的窗帘紧拉着，与外面的世界隔开了。我索性闭目养神，稍事休息。车子开了大约一个小时，在一所乡间别墅门口停了下来，年轻人把我领进一个房间，转身对我说：“王先生，这儿是你的卧室，就在这儿休息，有事请按电铃。晚安！”年轻人走后，我自然地观察起我的“卧室”来，铮亮的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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