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2/3页)
请准曾国荃回湘募勇六千人，准备再大干一场。曾国藩在安庆写信至湘乡说：“沅弟不特不能幅巾归农，且恐将膺封疆重寄，不可不早为之计。”所以望他“迅速回营，不可再在家中留恋”。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由于李秀成进攻上海甚急，谕令曾国荃统带老勇八千名赴沪。同治元年正月初四，清廷正式任命曾国荃为浙江按察使，“即赴新任”。正月二十三日，又“飞催曾国荃将所募湘勇留防安庆，克日督带老勇八千，求援上海，择要堵剿”。二月初三，又将曾国荃补授江苏藩司，再次令他速援上海。接到这些廷寄，曾国藩本也是叫他遵命率师赴援上海的。但是曾国荃执意不肯去，因为他眼睛盯着的是攻下金陵的功业，心中想着的是充斥金陵的财货。曾国藩无法，只得听之任之了。
曾国荃在湖南停留了几个月，带着新募的七营湘勇，于同治元年二月十五日回到了安庆大营。他满腹阳刚之气，大谈“事求可，功求成”，而且“不免代天主张”。这种急功近利的俗念，引起了曾国藩的担忧，所以曾国藩“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极力想从“无为”这个方面来开导他稍释名利思想。
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荃乘船离开安庆。于三月二十日进占巢县、含山，二十二日进占和州。与此同时，多隆阿部于四月十五日攻占庐州，彭玉麟部攻占芜湖、东梁山。五月初一，曾国荃率师万余人克复秣陵关，初二日夺得大胜关、三汊河，初三日连克头关、江心洲，薄仓洲，在彭玉麟水师的掩护下，进驻雨花台。对于曾国荃的这次进军，曾国藩“既以为慰，又以为惧”。
曾国藩为什么忧惧？一是他想起了前车之鉴，向荣、和春驻江南大营，先后领兵七万人，屯守八年，最后溃败，而曾国荃当时仅二万人。二是认为曾国荃打乱了自己的部署。曾国藩当时设想，攻取金陵，仍然须采取攻夺太湖与安庆的办法，围城打援。他计划“于太平、采石南路进一支”，由曾国荃担任；“于句容、淳化东路进一支”，由鲍超担任；“浦口、九洲西路隔江进一支”，由多隆阿担任；“镇江北路”进一支，由李续宜担任。在其余三路都还没有来得及按计划到达金陵附近时，惟独曾国荃不顾及友军的配合，贸然进军。曾国藩闻讯后，于初七日给曾国荃写信说：“句容东路纵无兵来，隔江一支则断不可少。此次弟不候多军至九洲，而孤军独进，余深为焦虑。又上游南陵空虚，季弟不留兵守之，于宁国、芜湖均有妨碍。”第二天，又给曾贞干写信说：“沅弟进兵，究嫌太速，余深以为虑。一则北岸多军未到，二则后面句容一路无兵，恐援贼来抄官军之尾。”因此，他希望两位弟弟“稳慎图之”，“以待多军之至”。当时，“曾国荃军合水师不满二万，孤军深入，诸将帅皆以为不可”，“人人代为危虑”。曾国藩转告他说：“外间则议弟处新营太多，兵不可靠，几于众口一词”。
然而曾国荃本人却不以为然。他振振有词地说：“诸军士自应募起义，人人以攻金陵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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