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3/3页)
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实行赶超战略，尽管也存有不少问题，但这些社会大致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2008 年起源于美国的金融海啸又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重新审视“东亚模式”、“中国模式”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与“四小龙”相比，中国也实现了现代化事业的起飞，同时还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中国是一个13 亿人口的世界性大国，所以中国崛起的模式自然具有“四小龙”无法比拟的规模效应，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将更为深广和久远。
“东亚模式”曾因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而备受争议，这种争议也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批评，因为该危机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遭受重创。在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时，不少人都把重点放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即政府过多地主导经济引起了利益集团与政客勾结，造成信贷膨胀、钱权交易和泡沫经济。但我认为有必要作一个区分：上述国家中，除了韩国外，其他国家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东亚模式”。他们试图学习“东亚模式”，但没有实现质的飞跃，其政府干预的前瞻性、连贯性和科学性等方面远逊于“四小龙”，后来又茫然跟进美国金融自由化的主张，加上权贵经济等因素，使这些国家最后深受危机之害。但当时很多东亚的学者也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并非“权贵资本主义”，而是“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即缺乏监管的国际金融市场使美国和西方的金融炒家可以兴风作浪，大发横财。现在回头一看，如果当时美国金融监管部门能听取这些忠告，今天美国的金融海啸也许可以避免。
“四小龙”中受1997 危机影响最大的是韩国。韩国的政府干预型发展模式可以追溯到1960 年代，当时韩国的银行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子，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官员的“明言”或“暗示”贷款给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公司，但韩国银行资金的滥放似乎与1987 年开始的民主化成正比，随韩国民主化而来的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迅速抬头，政府盲目扩大对韩国企业的投资，1990 年代初又实行了资本市场自由化，政客们忙于党争，经济监管严重失控，使得韩国成了危机的重灾区。
但即使这样，韩国在1997 年危机之前已通过“东亚模式”实现了经济上的质的飞跃，韩国和坦桑尼亚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明这一点：五十年前，坦桑尼亚的人均收入还略高于韩国，但现在两个国家有天壤之别。韩国可以算是一个中等程度的发达国家，而坦桑尼亚还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换言之，“东亚模式”虽然有其弱点，也遇到过挑战和危机，但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方面，战后其他发展模式与其还无法相比，“东亚模式”的历史地位也因此而得以确立。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西方一些主流学者试图全面否定“东亚模式”，进而也否定“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