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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第1/3页)
中国这种把国家与个人看作一个整体的理念只要运用得当,可以比西方模式更有效地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西方人做什么事都喜欢从个体入手,因为它有个人主义的传统。如果我们也用这种方法,可能只能永远在西方后面爬行。我们发挥了自己的长处,从整体入手来促进个人利益更好地实现。我们创造的奥运模式不仅使我们取得了辉煌的奥运战绩,而且也推动了无数中国人热心地参与到体育、健身和公益事业中。我们举办残奥的模式也推动了无数中国残疾人个人权利的改善。我们主办世博会的模式也是如此。我们通过以整体为出发点的努力,既带动了城市建设理念的跨越式进步,又使无数个人更好地了解了什么是低碳环保的城市生活。
总之,在推动个人价值的实现上,中国采用从整体出发,推及个人的方法,似乎比西方通过个人主义的理念和方法更为有效。我甚至可以说,两种方法在效果上的差别大概就是邓小平的方法和特雷莎(特雷莎修女在印度做了许多扶贫善事,并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方法之间的差别,邓小平的方法是从整体入手,逐渐惠及个人,特雷莎的方法是从个体入手,逐渐感动整体;邓小平的方法使近4 亿个人脱离了赤贫,获得了更多的尊严、自由和幸福,而特雷莎的方法拯救了很多个人,也感动了无数的人,但是整个印度扶贫事业迄今却没有多少起色。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较强的整体思维能力,因为它们的资源紧张,不可能同时实现所有发展目标,如果没有一种整体出发的、分轻重缓急的发展战略,它们的现代化事业很难成功。
西方哲学强调个体,中国哲学强调整体,两者本来完全可以互补,就像看到树木也要看到森林,看到森林也要看到树木,这样可以深化我们对世界事物的认识。中国已从西方强调个人的理念中获益匪浅,西方其实也可以从中国强调整体的理念中学到很多东西,因为西方民主制度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政客短视的问题。西方政客往往只关心部分选民的短期利益,而忽视民众和世界的整体利益;往往只关心自己的选票和任期之内的事,而忽视更加长远的问题。如果这种短视继续有增无减,那么处理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全球性问题就会非常困难。在当今世界上,全球治理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需要更多一些的整体思维,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人做事讲究通盘考虑,讲究一个度,讲究动态平衡,讲究解决问题的最佳火候和时机。这些智慧对于解决西方面临的许多棘手问题,对于解决全球治理面临的许多难题都有积极的意义。
4. 政府是必要的善
西方历史上由于强政府带来过诸如宗教迫害、极权主义等问题,所以很多西方人都把政府看作是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中国情况则不同,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往往都和强势开明的政府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中人们往往把政府看作是不可缺少的“善”。历史上,由于幅员辽阔,自然灾害频发,需要一个比较强势的政府来协调和治理;幅员辽阔还意味着中国各种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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