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第3/3页)
低于西方。反对派人士也利用这种局面不断地提出激进政治变革的口号，波兰团结工会的智囊人物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就说过：“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是把‘要面包与要自由’结合在一起，把政治要求和物质要求结合在一起的。”
三天后我坐火车抵达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布达佩斯火车站是一座很有气势的古典建筑，人群熙攘，商铺热闹，小贩在吆喝，倒卖外币的“黄牛”很多，还有老头老太拉你租他们的公寓，这种鲜活的景象在当时的东欧很另类，说明这里的经济生活更加自由。其实匈牙利是东欧国家中最早推行经济改革的国家之一。1956 年10 月匈牙利事件爆发，大批示威者冲击党政部门，纳吉总理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苏联随后出兵镇压，44 岁的卡达尔出任匈共最高领导人，但遭本国许多老百姓的责难，说他是“卖国贼”。卡达尔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不动声色地推动了许多改善民生的改革措施，扭转了他前任拉克希奉行的极左政策，到了1970 年代，匈牙利似乎已经由丑小鸭变成了金凤凰，成了东欧为数不多的相对繁荣的国度，布达佩斯也被誉为“东方小巴黎”。
但到了1980 年代中期，匈牙利的改革已停滞不前，加上持续的能源危机和过分举债等原因，经济状况开始恶化，党内外对卡达尔的批评指责日益增多。1986 年中国外长吴学谦访问过匈牙利，我当时在外交部工作，曾听过吴外长本人私下聊过他会见卡达尔的场景。那天，吴向卡达尔转达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问候，并谈到他受命于危难之际，领导匈牙利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听后显然有点激动，”吴说，“卡达尔在他最困难的1956 年和1957 年两次访华，见过毛主席、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他和中国的关系非同一般。”
1987 年10 月卡达尔再次访华，邓小平和卡达尔两人一直携着手，慢慢步入中南海的会见厅，这对邓小平同志也是一种不寻常的举动，可见他们之间的相互敬重。邓小平与卡达尔的谈话很有针对性，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邓小平似乎已经预感到东欧要出事，他告诫卡达尔“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谈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强调“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并说我们“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现代化）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卡达尔本人赞成邓小平的观点，但他党内的激进派同事与他意见截然相反，他们主张匈牙利立即推动“彻底的政治改革”，把匈牙利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室”。
在1988 年5 月的党代会上，卡达尔与党内激进派就政治改革问题进行了一次激烈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