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2/3页)
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建立一种统一的综合体系。这种考虑就规定了只能有一个作者，尽管这样做会引起种种困难。不可避免的是，这个作者为了从许多学科吸收材料将不得不浑身冒汗，并且将会需要许多同事对他进行指导。
甚至在耶利于1972年向我提出他的问题之前，我的经历已经使我涉足这些学科中的几门。我的母亲是教师兼语言学家；我的父亲是儿童遗传疾病专科医师。由于有了我的父亲做榜样，我怀着当医生的志向完成了我的小学和中学学业。在7岁时，我还成了一个狂热的观察和研究野鸟的人。因此，在我大学本科的最后一年，我很容易地就从起初想要从事医务工作这个目标转向生物研究这个目标。然而，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我的训练主要在语言、历史和写作方面。甚至在决定要取得生理学博士学位之后，我在研究院的第一年还差点放弃科学而去做一个语言学家。
1961年我完成博士学业后，就把我的科学研究分成两个领域去进行：一个是分子生理学，一个是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演化生物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只能使用一些不同于实验科学的方法，这对于我写作本书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帮助。要设计出一种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法会有许多困难，但我在这方面的经验使我对这些困难了然于胸。从1958年到1962年，我在欧洲生活，我的一些欧洲朋友的生活曾经遭到20世纪历史的严重伤害，生活在他们中间使我开始更加认真地思考在历史的展开中因果链是在如何起作用的。
在过去的33年中，我作为演化生物学家的现场调查工作，使我同范围广泛的人类社会产生了密切的接触。我的专业是鸟类演化，我在南美、南部非洲、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特别是新几内亚，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通过同这些地区的土著人在一起生活，我熟悉了许多技术上原始的社会，从狩猎采集社会到不久前还依靠石器的部落农民和渔民们的社会。因此，大多数有文化的人认为不可思议的、遥远的史前期生活方式，却是我的生活中最鲜明生动的部分。新几内亚尽管只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很小一部分，但它所包含的人类多样性却大得不成比例。在现代世界上的6000种语言中，有1000种只在新几内亚使用。在我研究新几内亚鸟类的过程中，由于需要用近100种新几内亚语言列出一些鸟类的俗名，我对语言的兴趣被重新激发出来了。
所有这些兴趣产生了我最近的一本书，这是对人类进化的一种非技术性的描述，书名叫做＜第三种黑猩猩＞。这本书的第十四章叫做＜意外的征服者＞，是试图了解欧洲人同印第安人接触所产生的后果。在我完成这本书之后，我认识到无论是史前时代还是现代，民族之间的接触产生了同样的问题。我明白，我在那本书的第十四章中努力解决的问题，实质上就是1972年耶利问我的那个问题，只不过把问题搬到世界上的一个不同的地方罢了。就这样，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可以试一试去满足耶利的——也是我自己的好奇心。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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