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第2/3页)
澳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也已不再使用。另一极端是澳大利亚东南部的一些以捕鱼为生的土著群体，他们发明了管理鱼群的复杂技术，包括修建沟渠、鱼梁和渔栅。
因此，即使在同一个大陆上，各社会之间在发展和接受新事物方而也是大不相同的。即使是在同一个社会内，在时间上也会有所不同。现在，中东的伊斯兰社会相对而言比较保守，并不居于技术的最前列。但同一地区的中世纪伊斯兰教社会在技术上却是先进的，是能够接受新事物的。它的识字率比同时代的欧洲高得多；它吸收了古典的希腊文明的遗产，以致许多古典的希腊书籍只是通过阿拉伯文的译本才为我们所知；它发明了或精心制作了风车、用潮水推动的碾磨、三角学和大三角帆；它在冶金术、机械工程、化学工程和灌溉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它采用了中国的纸和火药，又把它们传到欧洲。在中世纪，技术绝大多数是从伊斯兰世界流向欧洲，而不是像今天那样从欧洲流向伊斯兰世界。只是在公元1500年左右以后，技术的最终流向才开始逆转。
中国的发明创造也是引入注目地随着时间而起伏不定。直到公元1450年左右，中国在技术上比欧洲更富于革新精神，也先进得多，甚至也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中国的一系列发明包括运河闸门、铸铁、深钻技术、有效的牲口挽具、火药、风筝、磁罗盘、活字、瓷器、印刷(不算菲斯托斯圆盘)、船尾舵和独轮车。接着，中国就不再富于革新精神，其原因我们将在本书的后记中加以推断。相反．我们倒是把西欧及其衍生的北美社会看作是领导现代世界的技术创新，但直到中世纪后期，西欧的技术仍然没有旧大陆任何其他“文明”地区那样先进。
因此，认为有些大陆的社会总是富于创新精神，有些大陆的社会总是趋于保守．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大陆上都有富于创新精神的社会，也有保守的社会。此外，在同一个地区内，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迟早会产生波动。
细想起来，如果一个社会的创新精神决定于许多独立的因素，那么这些结论就完全是人们可能期望的结论。如果对所有这些因素没有详尽的了解，创新精神就成了不可预测的东西。因此，一些社会科学家在继续争论：为什么在伊斯兰世界、中国和欧洲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会发生变化?为什么钦布人、伊傅人和纳瓦霍人比他们的邻居更容易接受新事物?这些情况的具体原因是什么?然而，对研究广泛的历史模式的人来说，这些情况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这并不重要。影响创新精神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反而使历史学家的任务变得更加容易起来，他只要把社会之间在创新精神方面的差异转换为基本上一种随机变量就行了。这就是说，在任何特定时间里的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内(如整个大陆)，总会有一定数量的社会可能是富于创新精神的。
创新实际上来自何方?除了过去的几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社会外，对所有社会来说，许多或大多数技术都不是当地发明的．而是从其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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