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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16) (第1/2页)
当代官场上有两个怪现象——办事处现象和司机现象,这似乎是新生事物,其实在乾隆年间早已经存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冒赈案发,就揭露出一个新的职业:“坐省长随”,就是把“贴身长随”派去做驻省城的联络员。据后来接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瓒说,王亶望在任时,令各下属州县专派出自己的贴身“长随”守候在省城,建立“办事处”。这些人在省城,就专门负责与王的家人交朋友,拉关系,探听信息。凡有属员馈送王亶望金银时,就装入酒坛内,用泥封好,由这些“坐省长随”送进。王亶望交代说:“我遇有需索时就令人通知坐省长随,以便送信给各州县,所以各州县有馈送我的东西全由坐省长随经手。”王亶望在短短数年间聚敛了三百万家财,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坐省长随”来完成这些“交易”。
四和珅与议罪银
仅仅靠贡品,并不能保证皇帝的日子过得足够舒坦。因为皇帝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俗话说,礼尚往来。通过收受贡品的方式收藏民间珍宝,其过程虽然比一般收藏家轻松愉快,但也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价,更何况乾隆是一个面子上特别“讲究”的人,绝不会一味仗势豪夺。他的回赐除了一些虚衔外,主要是银两。因为体恤收藏者的不易,也为了显示皇帝的气派,他回赐的数目,不但相当公道,有时甚至是过于丰厚,这就需要大量的钱财。除此之外,大至宫廷造办处造办各种玩意儿,内务府采办各种物资,小到过年过节给妃子孩子们压岁,无处不所需甚巨。金山银海中长大的皇帝本性慷慨,手笔很大,眼光又高,凡事精益求精,登峰造极,日常支出比康雍两朝成倍增长。然而如前所述,祖制规定,皇帝的个人开支不得加重百姓负担,所以这些费用的来源并非国库,必须由内务府自筹,而内务府的财源实在有限。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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