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26） (第2/2页)
细作。事实上，乾隆年间的农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巴罗则估计粮食的收获率高于英国，他写道：“在中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
然而，人口的过度增长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饥饿的盛世。马使团的来访有力击破了马可·波罗以来一直流行在欧洲的中国富强说，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判断从此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马尔萨斯后来在《人口论》中用中国作为典型例子来论证人口无限制增长的可怕后果：
在一些国家，人口似乎受迫，人们习惯了靠尽可能少的食品生存。在这样的国家一定曾有这样一些时期：人口不断增长，而生活资料却毫无增加。中国看起来符合这种描述。假如我们所得到的对它的描述可信的话，那么下层阶级的人民习惯于靠尽可能少的食物生存，并乐于食用欧洲工人宁死也不愿意吃的泛滥垃圾……这种境况下的国家必然会面临饥荒。
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惊讶的，是中国政治上的贫困。
斯当东和巴罗都注意到：“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与底层的普遍贫困强烈对照的，则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虽然底层社会中很少发现脸色红润的人，但中国政府高官中有许多胖子，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斯当东说，他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