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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34) (第1/2页)
因此,乾隆晚年,鸦片在中国上流社会已经成了一种公害。英国使团成员到了中国不久就发现了这一点。巴罗在书中这样描述乾隆晚年中国社会上鸦片的流行程度:
上流社会的人在家里沉溺于抽鸦片。尽管当局采取了一切措施禁止进口,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这种毒品被走私进入这个国家……大多数孟加拉去中国的船都运载鸦片;但是土耳其出产、由伦敦出发的中国船只所载的更受欢迎,价钱也卖得比其他的高一倍。广州道台在他最近颁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鸦片的种种害处……可是,这位广州道台每天都从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鸦片。
当然,对这种坑人的买卖,英国人也心存忐忑。一开始,他们把这桩罪恶的生意当成病急乱投医的救急措施,并没有打算长期进行下去。他们还是寄希望于中英高层接触,使中国打开市场,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必依赖这种非法的勾当。但是马戛尔尼出使的失败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东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又进一步垄断了鸦片的制造权,扩大了在印度的鸦片种植面积。为了在华扩大鸦片销售,他们甚至对中国吸食者的嗜好专门做了精心调查,力求鸦片的制造更适合中国吸食者的口味。马戛尔尼使团失败后,鸦片贸易数量迅速上升。据统计,1775—1797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鸦片1814箱。而1798—1799年,平均每年增至4113箱,到1800年,则达到4570箱。
正是在乾隆年间兴起的鸦片走私在几十年后导致了中国财政的濒临破产。鸦片走私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长期优势,中国从以前的顺差一下子变成了逆差,白银大量外流。到1807年,英属印度总督指示孟买、马德拉斯、槟榔屿英国殖民地首脑,原先各地准备运往中国的白银都改运加尔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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