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二十一） (第3/3页)
。不但如此：两三星期以后，那份日报的批评家还借着偶然的机会写了几行赞美的文字，似乎证实他们已经讲和了。莱比锡一个有名的出版商有信要求承印他的作品，契约的条件对作者很有利。一封盖有奥国大使馆印章的恭维信，向克利斯朵夫表示很愿意在使馆的庆祝会中演奏他的曲子。克利斯朵夫所赏识的夜莺也被请去演奏。这样以后，夜莺立刻被德意两国侨居巴黎的贵族邀请。有一回克利斯朵夫也不能不出席这一类的音乐会，居然受到大使热烈的招待。可是只谈了几句话，他就知道这位主人并不懂得音乐，对他的作品茫无所知。那末这种突如其来的好感是从何而来的呢？似乎有一个人在暗中照拂他，替他排除障碍，替他开路。克利斯朵夫探问之下，大使提到克利斯朵夫的两位朋友，说裴莱尼伯爵和伯爵夫人对他非常钦佩。克利斯朵夫连这两个姓氏都没听到过；而在他到使馆去的那晚，也没机会见到他们。他并不一定要认识他们。这个时其他对所有的人都觉得厌恶，对朋友也象对敌人一样的不信任。他认为友和敌都同样靠不住，只要吹过一阵风，他们就会改变的；我们不应当依赖他们，而应当象那位十七世纪的名人所说的：
“上帝给了我朋友；又把他们收回去了。他们把我遗弃。我也把他们丢了，从此只字不提。”
自从他那天离开了奥里维的屋子，奥里维再没消息给他；他们之间似乎一切都完了。克利斯朵夫不想再交新朋友，以为裴莱尼伯爵夫妇也是那些自称为他的朋友的时髦人物，所以完全不想跟他们见面，倒反有心躲避他们。
不但如此，他还想躲避整个的巴黎。他需要在亲切而孤独的环境中隐遁几个星期。啊！要是他能够到故乡去静修几天的话，——只要几天就行了！这种思想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欲望。他要再见他的莱茵，他的天空，埋着他的亡人的土地。他非要重见一次不可。但那是有被捕的危险的：从他亡命以来，通缉令始终没撤销。可是他觉得，为了要回去，哪怕只是回去一天，他什么傻事都会做出来的。
幸而他和一个新的保护人提到这个心愿。德国使馆有个青年随员，在某次演奏他作品的晚会中遇到他，说他的祖国对于一个象他那样的音乐家一定是很得意的，克利斯朵夫很心酸的回答：“不错，祖国为了我得意极了，甚至于让我死在国门外面而不许我进去。”
年轻的外交官要他把原因解释了。过了几天，他去找克利斯朵夫，对他说：
“上面有人关切你。一个地位极高的人物，有权使那个通缉令暂时不生效力的人，知道了你的情形，很表同情。我不知道你的音乐怎么会使他喜欢的；因为——（我们之间不妨老实说）——他趣味并不高明，但是个聪明人，心很好。他此刻虽不能马上撤销你的通缉，但倘若你想回去两天，看看你的家属的话，地方当局可以装聋作哑。这儿是一张护照。你到的时候跟离开的时候教人家验一验。诸事小心，别引起人家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