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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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我在不应当寻找的地方寻找真理。我知道我是在彷徨。我明知我的性欲是不好的，我却谄媚它；但我永不会忘记你！我永远感到你，即在我迷失的时候”——一八七八——七九年间的狂乱只是一场比别次更剧烈的精神病，也许是因为连年所受的人口亡故的刺激与年龄增高的影响。这一次病变的惟一的特征，即神的显现并未在冥思出神的境界过去之后消散，托尔斯泰受着经验的教训，急急地“前进，只要他抓着光明的时候”，并在他的信心中归纳出整个的人生观。并非他从来不曾作过此种试验，（我们记得他在大学生时代已有“人生的规律”这概念了，）而是在五十岁的年纪，热情去诱惑他走入歧途的机会较少。

    但他不是一个印度的神秘主义者，不能以冥想入定为满足；因为他的亚洲人的幻梦中又杂有西方人的重视理智与要求行动的性格，故他必得要把所得到的显示，表现诚实地奉行的信仰，从这神明的生活中觅得日常生活的规律。毫无成见地，为了愿真诚地相信他的家族们所虔奉的信仰，他研究他所参与的罗马正教的教义。关于这一段纪事的《忏悔录》，署有下列的小标题：《教义神学批判及基督教主义检讨导言》。且为更加迫近这教义起见，他在三年中参与一切宗教仪式，忏悔，圣餐，一切使他不快的事情，他不敢遽下判断，只自己发明种种解释去了解他觉得暗晦或不可思议的事。为了信仰他和他所爱的人，不论是生人或死者，完全一致，老是希望到了一个相当的时间，“爱会替他打开真理的大门”。——但他的努力只是徒然：他的理智与心互相抗争起来。有些举动，如洗礼与圣餐，于他显得是无耻的。当人家强使他重复地说圣体是真的基督的肉和血时，“他仿如心中受了刀割”。在他和教会之间筑起一堵不可超越的墙壁的，并非是教义，而是实行问题。——尤其是各个教会中间的互相仇恨，“我，是把真理放在发情的单位中的我，觉得宗教把它所要产生的自己毁灭为可怪。”（见《忏悔录》）和不论是绝对的或默许的杀人权，——由此产生战争与死刑这两项。

    于是，托尔斯泰决绝了；他的思想被压抑了三年之久，故他的决绝尤为剧烈。他什么也不顾忌了。他轻蔑这为他在隔昨尚在笃信奉行的宗教。在他的《教义神学批判》（一八七九——一八八一）中，他不独把神学当作“无理的，且是有意识的，有作用的谎言”。“我确信教会的训条，理论上是一种有害的谎言，实用上是许多粗俗与妖魔的迷信，在这种情形之下，基督教主义的意义完全消灭了。”（致神圣宗教会议答复，一九○一年四月四——十七日）参看《教会与国家》。（一八八三年）——托尔斯泰责备教会的最大的罪恶，是它和世间暂时的权力的联络。这是“强盗和谎骗者的联络”。在他的《四福音书一致论》（一八八一——一八八三）中，他便把福音书与神学对抗。终于，他在福音书中建立了他的信仰（《我的信仰的基捶一八八三）。

    这信仰便在下列几句话中：

    “我相信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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