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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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怀念毛主席的人中，许多人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重新反思，对文化大革命也重新进行反思，不再全盘否定，社会上也兴起“毛泽东热”，凡是关于毛泽东的书、画，一般都好卖，许多出租车挂上了毛主席像，一些群众家中也再次贴上了毛主席像，这反映了一种社会心态，大家通过怀旧来表示对现实中某些现象的不满。

      群众怀念毛主席，也不无道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据说就是因为“一些政权机关出现机构庞杂并产生一些官僚主义作风”，有学者说，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主席就“开始着手解决国家政权机关中的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只是因为“解决得并不彻底，有些地方还在解决中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使毛泽东不得不深入地思考发生问题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小组，主要成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毛泽东组织这个读书小组的目的，一是为了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二是为了借鉴苏联的教训。在借鉴苏联教训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意分析苏联所以变修的原因。他认为，苏联的政权名义上是全体人民的，可是，人民并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力。其变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权已经失去了人民性。直到1964年，他对国家政权中存在问题的性质作了新的估计。他认为，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二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而被“资产阶级代理人”篡夺了，要通过“四清”来解决这些问题。而到1965年，他又认为“四清”也不能解决问题了，必须通过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去夺回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据此思路，他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

      中国不会有第二个毛泽东，也不会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人们的内心中隐约有一种期待，期待毛主席再现，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和明君意识的反映。《国际歌》中唱道：世间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如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明白毛主席不可能再现，也没必要再现，国家的命运不应该再系于一两个人身上，而是大家应该共同觉醒，共同努力，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看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也许在官方和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民间和群众的意识深处，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反腐败，就得有反腐败的力量，有反腐败的方法，对以前反腐败的一些做法进行反思和改进。

      例如，纪检监察部门以前对匿名举报一般是不予受理的，举报信往往被转给被举报人，作为“提醒”、“参考”、“诫勉”，甚至是人情、礼物，实名举报的举报信和举报人也大多被举报对象知道，举报人遭到或明或暗的打击报复的事也经常发生，有的甚至丢家破人亡，所以，群众对纪检委、组织部已经难以寄予反腐败的希望。

      几年前有人举报龙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房建国的案子，就是典型的一例。

      

      房建国是岸东市房管局孙局长的亲信，不是孙局长的亲信，也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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