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3/3页)
说，“于是我选了生物作为主修。”主修生物后她又有了一个新的规划：她决心成为一名医生。“我自认为是一个关心别人的人。我想从医。”
萨贝蒂在麻省理工学院表现优异，因而获得了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并得以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她的研究方向是生物人类学。这是典型的牛津式的陈腐叫法，简单来说，就是“遗传学”。
正是在牛津大学，萨贝蒂开始坚信非洲和传染病也会是一个有意思的研究课题。算起来，这是在学生生涯里吸引她的第三个领域（至此，全部的项目包括数学、医学以及传染病）。这就是为什么她对“事先找到属于你的某个真正的天职”这种策略持谨慎态度。在她的经历中，很多不同事物在不同时期看起来都很有吸引力。
出于自己刚对非洲产生的兴趣，萨贝蒂加入了一个研究小组，利用基因分析来帮助非裔美国人追踪他们的族谱，找到他们在非洲的发源地。大约一年之后，萨贝蒂决定换个实验室。于是，她转入朋友推荐的另一家实验室，而这家实验室研究的是疟疾的基因。
从牛津大学毕业后，萨贝蒂回到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想攻读医学博士学位。虽然自己就要拥有遗传学博士学位，但她根本没想过放弃早先“自己注定会成为一名医生”的理想。结果，她成了一名年轻的医学生，而且还要在课余时间完成一篇博士论文。“你要是想写生活的高品质和有趣的一面，那就别问我在哈佛的日子。”她提醒说，“哈佛的日子挺难熬的。”
在完成博士论文，成了一名遗传学博士后，萨贝蒂继续开展研究工作，而且还要兼顾自己的医学博士项目。因此，她乘坐地铁往返于哈佛和麻省理工之间，在两所学校共同拥有的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与著名遗传学家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一起开展研究。正是在这期间，她的想法（用统计分析来寻找近期人类进化的证据）开始有了成果，并于2002年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它的标题听起来不怎么吸引人：《从单倍型结构检测人类基因组的近期正向选择》。
根据谷歌学术搜索的结果，这篇论文自从发表以来已经被引用了超过720次。“那篇论文发表后，人们对我的态度就不一样了。”萨贝蒂说，“从那以后，很多学校发来了聘书。”虽然在此期间她读完了医学博士，但直到此时，她的使命才最终确定：做临床医师没什么意义，她要致力于研究用计算遗传学来抗击古老疾病。最后，萨贝蒂接受了哈佛大学的教授聘书，从而做好了在事业上投身于某个单一目标的准备。
萨贝蒂的经历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在她的专业训练过程中，成就现在这份事业的使命来得是如此之晚。这种“晚”的最佳体现便是她仍然要上（而且还要读完）医学院的决定，尽管当时她的博士研究已经开始得到关注了。假如萨贝蒂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对自己命运确信不疑的人，她就不会做出这种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