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第2/3页)
啃泥，大国总理也号召“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而“工匠思维”“技能制胜”“自主力”“使命感”正是本书所强调的。于是，这本书又有了出版的现实意义。
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人还在鲁昂——法国北部的一个城市，说起来还是诺曼底大区的首府。当时，我在NEOMA商学院的MBA课程已经结束，到了找实习、写论文的阶段。我搬到鲁昂市政厅后面的一间小屋子里，隔壁就是市政厅的后花园。每天，我都要去花园里散散步，隔一两天就去塞纳河边跑跑步。我的跑步习惯就是在那个时候养成的。
我开始全身心投入这本书的翻译中去。期间的生活是规律的：翻译-散步-翻译-跑步-翻译，再加上每周两次的食品采购和偶尔的同学小聚。市政厅花园很漂亮，有喷泉，有草坪，还有各种花。草坪是可以践踏的，三三两两的人或坐或躺在上面晒太阳。我一般坐在凳子上晒，看看花、看看草，有时也带本书，而我散步时也是一副思索的样子，踱着步子慢悠悠地钻进一间老房子里，便不见出来——我大概可以体会出一位以写作为生的作家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为了装“作家”装得更像一些，也因为屋子里实在是冷（其实那时候是盛夏，但鲁昂的夏天可比秋天），我会挪到咖啡馆里。不过这种“装”法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因为周围的咖啡馆都是用来喝酒喝咖啡聊天的，只有我一个人很奇怪地在敲着电脑。没办法，自己的窝里实在是冷。
翻译是一件痛苦的工作——这话我对谁都这么说。寂寞、伤脑、患得患失、战战兢兢……前面说过，那段时间的生活很规律，也很封闭，偶尔的同学小聚就是难得的社交活动，而且经常一个星期跟外人说的话不超过10句：“你好！”“多少钱？”“谢谢！”“再见！”（一周两次购物，每次四句话。）曾经有一次见一位校友了解一下去缅甸实习的情况，我告诉她这是我一个月来说话最多的一次，她看我像看一头怪物。法国人很爱聊天，拿着酒杯站在路边就能从下午4点聊到晚上8点；等到餐馆开门，一边吃饭再接着聊，一直聊到十一二点。所以，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我就是一朵来自东方的神秘“奇葩”。
不是我愿意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翻译的活儿实在烧脑：要反复推敲原意、结构、词汇、表达；遇到不属于自己原有知识领域的内容，要查找各种资料，极快速地学习、求证；还要跟得上原作者的思维。原书作者卡尔·纽波特是计算机科学的助理教授、麻省理工博士，受过严格的逻辑训练，而我既不是教授也不是博士，只不过认得26个字母，却要尽量还原他的逻辑。所以，我只能尽可能地排除干扰、保持思索的连贯性。于是，鲁昂市政厅的后花园里会时常有一个眉头紧皱的中国人在散步。
即使如此，你还不能百分百保证原书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已经被准确地表达出来。毕竟，你不是他。于是，在翻译过程中总会患得患失：这个词添上吧，累赘，拿掉吧，原文里真有；生怕漏了什么重要信息，生怕曲解了原作者的意思，生怕误导了读者……总不得随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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