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章 (第2/3页)
初，安石提举修撰经义，训释《诗》、《书》、《周官》，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岁为《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传习之，凡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先儒传注既尽废，士亦无复自得之学，故当时议者谓：“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己。”安石又著《日录》七十卷，如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镇、吕诲、苏轼及一时之贤者，重为毁诋，而安石不恤也。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辨论辄数百言，众皆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馀罢，终神宗世，八年不复召，而恩顾不久衰云。弟安国、安礼，子。臣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载一时也。而不能引君当道，乃以富国强兵为事，摈老成，任新进，黜忠厚，崇浮薄，恶鲠正，乐谀佞，是以廉耻汩丧，风俗败坏。孟子所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岂不然哉？乌！安石之学既行，则奸宄得志，假绍述之主以胁持上下，立朋党之论以禁锢忠良，卒之民愁盗起，夷狄乱华，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悲夫！（王《东都事略》卷七十九）
【临川文集序】
古之相其君而成不世之业者，其皆与天下共焉而不以己与者乎？未尝无所立，而泊然其不敢居；不能无所长，而慊然其不敢恃。虚怀夷气，受天下若壑，而其精强转运，尝行于韬光挫锐之中。守此而犹有意外不可尽睹之情挠乎其间，则虽有不韪之名，涉似之迹，犹受而甘之，益外砻其所未融，而内浚其所未至，此非独以求济其事也。君子之道，合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己与焉，则阻隘阂隔，不联不贯，而况相天下者，其物情国经，殊才积势，取给于赞决，有非以一己能遍察而独承者，其不敢居焉，且恃道固然也。操瑰玮孤特之行，竣于矜己以收其声，持决督厉之用，必于责人以速其效，是卑处散地效一官者则可尔。据宰相之尊，将奉其君以厘新大业，天下方狃其旧而不吾信，而欲以是道行之，即其雅度夷气，能收其形于外，而潜伏未艾之根，有一毫厕于胸臆，则几微不能自掩，声音笑貌，无以渍灌于物。始而矜，中而胜，终而固争，迨夫情愤惋而词乖激，才易事愤，而天下始不胜其弊矣。矜己而卒于谤，责人而卒于叛，背于道而求济，宜其难矣。
宋荆国王文公尝相神宗，悯日弱之势，睹积弊之时，方欲变法更制，举其主于尧、舜。而公以平生卓绝之行，精博之学，处得君之地，观其注意措手，规局旨趣，三代以来，一人而已。然其时每一法出，则天下皆骇而争，攻击疏分，曾无虚日。比公不安而去，虽其所尝荐引者，皆起而攻之，至谓为邪，而靖康之祸，或归其邮于公。庸常守成，苟以自度，犹得辞其过于后，而公以尧、舜、伊、周之心，卒用为罪，其亦宜公之不服，而天下后世几称过乎？嗟夫，如公者，岂非所谓瑰玮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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