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3章 (第3/3页)
至于易世而犹不知止。从古以来，如是而不祸且败者，有是理哉！公昔言于仁宗，谓晋武帝因循苟且，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弃礼义，捐法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沦于夷狄者二百馀年。又谓可以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今日，则恐有无及之悔。由此观之，靖康之祸，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艰难，不避谤议，而每事必为者，固公旦“天未阴雨，绸缪牖户”之心也。况熙、丰之用章，公为之也。元之用章，亦公为之乎？而古今议者，乃以靖康之祸之狱独归于公，无亦秦人枭に参夷之习未忘乎？名实者，政事之本，治乱之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诸侯卿大夫之心迹，莫不详其本末，权其轻重，而折诸天，以正名议辟，美恶功罪，不相掩也。夫是以天理明而王法著，礼乐刑政可得而措焉。由公而前，若唐、晋、两汉之世，由公而后，若崇、观、宣、靖、绍兴、开禧之间，大臣之贤不肖可知也。然或幸而得免于司寇之议，或虽议而未尽其罪，或适得本罪而未诛其意。乃公独以体国之忠、救时之志，而蒙众恶皆归之谤，使后世干蛊兴事之臣，戒于覆辙，而妒贤嫉能之辈，引以借口，此吾所以痛悼于千万世名实之不正也。
虽然，公亦不得无罪焉。夫天地之道，浸言以渐也，况于人事哉？而公乃谓论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变革，思爱日之义，又将汲汲于施为，坐此蔽而欲速之，弊不免矣。古者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圣人于《革》之时，必以“巳日乃孚，革言三就”为训。而公乃谓以物役己，则神志有交战之劳，以道徇众，则事功无必成之望，坐此蔽而自用之弊不免矣。当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不能果断，下之人持上太急，而动生谤议。公之意见，偶蔽于此。故于异议之人，概以谗说罢之。然禹、皋吁弗，反以相和，周、召异同，不妨共政。公不以此自勉，而欲以诛罚胜之，岂子产安定国家必大焉先之道邪？公尝谓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诸臣之才，惟鲧优于治水，故虽妨命圮族，而不能舍鲧。其平昔议论如此，所以不恤众论而用章、吕者，亦曰姑取其才以济吾事尔。然岂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无后悔者邪？数者，公之罪也。虽不无不幸于其间，然律以皇极无有偏党好恶之义，谁能为公讳也？
公之文集凡百卷，邑以公重，故集以地名。自宋以来，文章名家累数十，往往退让下风，而莫敢争列，草庐“日星”“海岳”之喻，盖定论也。夫以公所立之高、所任之大既如彼，其文之不易及又如此，徒以大中未协，偏蔽犹存，不能不竞不纟求不刚不柔，以通天下之志，涣天下之群，故虽遭逢谊辟，而沮挠牵夺之馀，非惟不足以酬其尧、舜君民之志，反以增重异议者之势，使之勇于附和，以抑蔽其君臣相与之至情正义于天下后世。然则后之儒者，其毋以影响未试之学而自许太过也夫？其尚克偏去蔽以为王治之本，而毋以议论胜事实也夫？或曰：“使神宗享国比于殷武，而公之行政得如管仲，将群疑终不亡而事功终无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