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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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念是：那些衣服和印刷的书都是身外的东西，没有了可以再买，可是我所记的老师的讲课笔记是唯一的，是最宝贵的，因为从来没有整理印刷过，所以是不能丢的。

    我的老师在给我的信中说，希望我是南岳之下的马祖，而不只是孔门的曾参。孔门的曾参就是跟着老师走的，老师说一就是一，老师说二就是二。我的老师是说，你要做一个好的学生，你只能跟随老师是不够的。我的老师还常常引用佛家的说法，“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你的见解跟老师一样了，你就把老师的好处减少了一半；你的见解一定是要比你的老师更高出一层，这样的学生才是值得传授的。我的老师就是这样鼓励我们。

    我对于中国的古典诗词有了外在的关怀，有了对传承的醒觉以后，我所写的文章还是针对诗词的文本来写的，就是说这个文本是应该这样讲的，是应该这样理解的，你如果不了解它的传统，你的体会就很容易发生错误。直到1967年我参加了在贞女岛召开的一个国际汉学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的文学批评”，所以我才开始写关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的文章。我写的题目是《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从此，我又开始了对词学理论的探索，这是我到海外以后研究方向的又一个转变。

    我的写作本来是为己的欣赏，后来转到了为人的对传承的关怀，又转到对文学理论的探讨。那时我虽然是转到了文学理论的探讨，但是我还是在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框架之中。我这个人是好为人师，急于要把我所知道的诗里的好处、词里的这么丰富的内容告诉别人，总是希望别人也知道这些好处。可是同时，我也好为人弟子，非常喜欢学习的。我在海外查着英文字典教书，教了几年以后，查的生词多了，我的英文听力、阅读能力都慢慢提高了，就常常去听他们西方人的课，还借那些西方文学理论的书来看。就是在这个时候，我逐渐接受了西方的文学理论，而且用之来讲中国的诗词评赏。

    四、中国词学理论的探索

    我从十几岁开始填词，都是出于个人的兴趣，根本没有理论的观念。我以同等学力考上初中时，母亲为了奖励我，买了一套《词学小丛书》给我。这套书里有一本就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这本书就成了为我开启通向诗词欣赏之门的一把钥匙。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对这本书的要义实在并不完全了解，但是读起来却常常有一种直觉的感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我对王国维关于“境界”的说法，觉得义界不够明确，还有他对于南宋词只喜欢稼轩一人，对于其他各家都不喜欢，我也觉得他有些偏见。那时我对于这些困惑没有深入研究，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开始在台湾的淡江大学和辅仁大学教词选课以后，我才对词这种文学体式的源流演变以及怎样评赏词的美感特质，开始了反思和探索。从上世纪的60年代到本世纪之初，经过四十年来教研的反思和体认，对于过去我所看过的一些前人的词话和词论，才慢慢有所辨识，对于这些词话和词论的得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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