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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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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章 (第1/3页)

首先得承认,即便在这些领域,“文艺腔”也是有它的位置的。先秦的公共知识分子,儒、法、道、墨、阴阳家在启发王侯、建言献策的时候,没有哪家不带文艺腔的。骆宾王写的讨伐武则天的檄文因为文艺得好,据说武则天读了都受用;毛泽东“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也是“文艺腔”,他同时还特别提防别人用“文艺腔”来“反党”。记得我们上中学第一次下乡劳动,背着背包奔东北旺苗圃,路远人小背包大,走得嘀里当啷的。所以一出西直门,一位叫孙强的老师就开始站在路边打快板:同学们,朝前看,前面就是东北旺,下定决心排万难,胜利就在咱眼前!我们又走了俩钟头还听他在路边呱唧呱唧“前面就是东北旺”。于是同学也说了起来:红红太阳暖洋洋,照到我的破衣裳,姓孙比人小三辈儿,姓儿也比姓孙强!这样一“文艺腔”,还真不觉得累了。那位孙老师已去世多年,想想真是个好老师啊。

      “文艺腔”当然是指文艺化的表达,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大,也可以说不大是个问题,无非夸张猛点、比喻多点而已。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里说:美利坚银行不是给人人开过“人人平等”的支票么?今天我们黑人把支票带来了,美利坚银行您要是没倒闭,就请给我们兑换现金吧。如果马丁?路德?金当年没用那些生动有力的比喻,没用一浪高过一浪的排比句,而是来一篇《试论黑人族群赋权之路径依赖》的“主题发言”,我估摸着他到这会儿没准还活着呢(他姐好像还活着),人家灭他干嘛呀!“文艺腔”的问题不在(起码主要不在)表达上,主要在对于社会问题的文艺化认识上。如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社会政治过程的认识不讲科学,不讲逻辑,不重事实,不重证据,跟梨花姐姐她们那样没头没脑、神出鬼没的,那问题可真就大了。

      80年代的文化精英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的确挺“文艺腔”的。这也可以理解。一方面,改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大厦晃晃悠悠,眼看不行了,大家要做的事无非就是撒丫子往外跑。往外跑是个比较简单的事,没那么多学问,社会统计、回归分析、结构功能什么的非要用当然也能用上,但不用也没关系。另一方面,经过十年“文革”、上山下乡,绝大多数新一代精英,高档点的一肚子《复活》《红与黑》,低档点的净是《一双绣花鞋》《曼娜回忆录》,他对世道的见解也只能文艺化,想不文艺化都难。

      说来挺有趣,最先不想文艺化的倒是文学中青年,大概他们看中国横着看是“日月经天”,竖着看是“江河行地”,自己也觉得乏味了,所以像王蒙80年代就提出过“文学要学问化”。当时的文艺作品挺爱点缀一些“定理”“效应”的。记不清在当时什么杂志上看过的一篇小说了,净是字母、符号、公式,如果把别的部分挡着,你一定以为是在看《科学通报》什么的呢。大概80年代中期吧,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红楼梦》研究第一次引入“数理分析”的方法,后来我还真看了那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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