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第2/3页)
所以，唉，人类害怕第二种波动性，意图努力保护系统却无知地弱化了系统，或者泯灭了它们的反脆弱性。换句话说（这一点值得我们在每次出现这种情况时再三强调），这种规避小错误的方法将导致下一次所犯的错误更加严重。
集权制大国类似于约翰的收入，而城邦制模式则犹如乔治的收入。约翰有一个大雇主，乔治则有许多小雇主，后者可以选择最适合他的最佳雇主，因此，在任何时候都有“更多选择”。事实上，表面上看上去很稳定的其实很脆弱；而给人以脆弱假象的其实却很强大，甚至具有反脆弱性。
你在一个系统中看到的波动性越多，其实它越不容易遭遇“黑天鹅”事件。现在，让我们用瑞士的故事来探讨这种理念在政治制度中是如何体现的。
列宁在苏黎世
最近，我在苏黎世一家由咖啡馆改建的高档餐厅里细究一份高价菜单，菜单上所标注的饭菜价格至少是美国同等质量饭菜价格的3倍。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瑞士比以前更像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推动其货币大幅升值，可以说，瑞士是全球最具反脆弱性的地方，它从世界其他地方遭受的冲击中受益。我的朋友——一位作家告诉过我，当年列宁住在这里时，曾在这个咖啡馆里与达达主义诗人特里斯坦·查拉下棋。是的，就是这位俄国革命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后被称为列宁，曾在瑞士小住过一段时间，绘制以中央集权的方式自上而下建设伟大的现代主义国家的宏伟蓝图，也可以说是一次最大的人类实验。
瑞士的各大主要城市，如苏黎世、日内瓦、洛桑都留下了政治流亡者的踪迹：从被伊斯兰主义者驱逐的伊朗王室，到执行“B计划”的最新非洲当权者，甚至伏尔泰都曾在瑞士隐居过，住在费内，靠近法国边境的日内瓦郊区（当时此地还未加入海尔维第共和国）。深谙“狡兔三窟”之道的伏尔泰在惹恼了法国国王、天主教会或其他当权者后，就会逃到费内躲起来——人们通常所不知道的是，伏尔泰还常常因为经济原因躲到这里。伏尔泰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富裕商人、投资者和投机交易商。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大部分财富都来源于他在压力下产生的反脆弱性，他在早期流亡时期就开始了财富的积累。
因此，与伏尔泰一样，来到瑞士的流亡者的流亡原因有很多。比如出于财务安全方面的考虑从动乱地区逃到瑞士的流亡者，他们的特征很容易识别，昂贵而单调的衣服、平淡的词汇、做作的举止，以及昂贵（华丽的）手表，换句话说，他们都是非伏尔泰式的流亡者。像许多有钱人一样，他们觉得自己有权自娱自乐。这些（无趣）的人与其说是为自己寻找庇护，倒不如说是为他们的资产寻求庇护。一些政治人物可能更愿意在法国或英国躲避他们本国政权的压迫，因为法国和英国的周六的夜晚要热闹得多，但是他们的活期存款账户肯定在瑞士。从经济角度看，瑞士是全球最具强韧性的地方，而且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如此。
形形色色的人带着他们的钱包，来瑞士寻求庇护、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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