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 (第2/3页)
一悲剧。作者势必遇到的问题是，怎样把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党派斗争，经济上的状态和人与自然的斗争纳人到文化审视的大框架中。虽然它突出着人的主体地位，深掘着个体的文化内涵，但是倘若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经济斗争，它给自己规定的文化主题无论多么高深，也必将流于虚职。现在，《白鹿原》里的众生不是抽象的文化符号，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和相互猛烈撞击，可是他们又一个个展现出丰沛的文化性格，此中的奥秘何在？作者是怎样处理人、历史、文化的关系的？
我不认为作者已经全然放弃了阶级斗争的评价眼光，他的努力在于，即使写阶级斗争，也尽可能多地浸淫浓重的文化色调，把原先被纯净化、绝对化了的“阶级斗争”还原到它本来的混沌样相，还原到最大限度的历史真实。这当然不是外敷一点文化的油彩就可以奏效的，而是既看到阶级关系，也看到某些非阶级因素，既看到党同伐异，又看到共通的民族心理模式。
我们注意到，《白鹿原》里的人与人的关系有种“斗不够、打不散”的奥妙，似乎谁也不能容忍谁，谁又离不开谁，这种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的关系长久地维持着。家族之间如白家与鹿家，国共两党之间的兆鹏、白灵与兆海、岳维山，宗族领袖之间如白嘉轩之与鹿子霖，情敌之间如黑娃与孝文，主仆之间如白嘉轩与黑娃……除了鹿三与白嘉轩的关系有些特殊，其余的真是打得难解，合得难分。作品中有一趣节：白灵与兆海这对恋人，在国共合作时期曾用抛一枚铜元来决定谁投“国”谁姓“共”，虽属游戏，却象征着一种真实。他们后来果真戏剧性地交换了各自的党派属性。
这种不弃不离的描写，正是进人了规律性思考的表现，颇有几分参透了天地造化的味道。作者的创造性在于，他在充分意识到文化制约的不可抗拒的前提下，把文化眼光与阶级斗争眼光交融互渗，从而把真实性提到一个新高度。主要人物黑娃的成功创造即是一例。
黑娃不同于我们熟悉的那种草莽英雄，也不是由农民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而是宗法文化的牺牲品，虽然他们做过的他都做过。黑娃的阶级意识是天然的，又是模糊的，尽管白嘉轩对他的父亲鹿三优厚有加，极为器重，他仍然对白含着敌意，潜在的、不自觉的敌意。白[鹿]家的儿女待他也不薄，一起上学堂，还给他冰糖吃。他永远也忘不了这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可在他当了土匪冲进白家时[这里应是雷的误读]，他还是由不得自己对着一袋冰糖撤尿，这又是一种本能的仇恨。他怀着对富人和祠堂的僧恨，投身大革命，打土豪，闹农协，砸宗祠里的石碑，掀起一场“风搅雪”。然而可悲的是，他虽在毁族规，砸招牌，却一点也没有跳出宗法文化的樊篱。他一度沦落为流寇、土匪，支撑他的无非是江湖义气；他后来又归附过国民党，再后来大彻大悟，投到朱先生门下埋首四书五经；解放前夕他率部起义，竟因白孝文的暗算而被人民政府错杀。临刑时，他拒不与田福贤、岳维山之流站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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