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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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死后尸体腐烂了，居然引发了关中地区一场大瘟疫，这个恨世者用她年轻的生命表达了对旧文化的抗议，尽管是病态的、有毒的抗议。

      同样触目惊心的是白孝文的命运突变，大起大落。如果田小娥是被传统文化从外面压碎的话，那么白孝文就是从旧文化营垒中游荡出来，险些自我毁灭的浪子，他的文化拷问意义比田小娥更深刻。为了培养这个族长的接班人，白嘉轩耗费了多少心血啊，真是惕惕厉厉，如履薄冰，孝文也果然不负厚望，一副非礼勿亲、端肃恭谨的神态，他从精神到行动都俨然新任的族长了。可是，这个孝子贤孙却像沉默的活火山潜藏着危险。这一点连白嘉轩都没有觉察，他自己也不知道。田小娥的诱惑等于打开牢门放出了他躯体中的野兽，尽管他起初怒斥着这下贱的女人，但恶兽放出便不可收拾，禁锢解除后便欲海难填。他通奸，他吸毒，他沉迷在幻觉中无力自拔，成为人人不齿的败家子。这个从德高望重的白家门楼逃逸出来的不肖子孙，经过了从灵的压抑到肉的放纵的迷狂；他不具备任何革命性，因而只能受躯壳支配，“世界也就简单到只剩下一个蒸摸和一个烟泡儿”了。小说写他与田小娥最初的性活动，“那个东西”戏剧性地忽而中用忽而不中用，其实是在写灵与肉的分离、礼教的压抑对人的残酷的戏弄，颇为深刻。

      诚然，揭露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并不是个新话题，但是站在二十世纪末重新发现人的高度，以文化批判的眼光深入探究民族灵魂，揭示宗法文化下人的可怜、扭曲、变恋的惨象，就具有了现代意义。作者的笔伸向人的潜意识深层。比如鹿子霖的儿媳妇，新婚一夜后，就不能再过正常生活，丈夫兆鹏十分厌弃她且渺无踪迹，她渐渐产生了性妄想，公公的性挑逗加剧了她的谙妄，肉体成为罪恶的牢狱，这个善良本分的农村妇女最终陷人不能自拔的绝路，患上淫疯病，终于死去。礼教杀人，杀得残酷，她的牺牲几乎找不到凶手。

      也许我们会感到困惑：作者一面不无赞赏地描写白嘉轩的仁义境界和人格魅力，一面又毫不留情地揭露宗法文化的噬人本质，这不是自相矛盾的悖论吗？其实作者的出发点是共同的，这出发点就是一切为了“人”，怎样使人从人之暗夜走向健全、光明之路。由于“人”回到主体位置，对民族灵魂的探索占压倒地位，因而人的历史不再是与政治经济发展史相平行的被动的活动史，获得了本体意义上的相对独立性，才出现了这种貌似悖论的现象。试想，如果不是把表现“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马克思语）放在首位，不是突出了文化性格，《白鹿原》与许多反映农村历史变迁的作品又有多少区别呢？它还能拒绝平庸吗？

    五

      《白鹿原》的作者不再站在狭义的、短视的政治视点上，而是站到了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的思想制高点上来观照历史。他以民族心史为构架，以宗法文化的悲剧和农民式的抗争作为主线来结构全书。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每一次大变动都使白鹿原小社会在动荡中重新聚合，都在加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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