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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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正是他们世界观与创作的矛盾，使他们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隐蔽的真实。对我们的作家来说，可悲的倒不是出现了这种错位和矛盾，而是这种矛盾太少，太不深刻。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深邃的、富于穿透力的思想眼光往往可提取更大的真实的意义。

      由朱先生这个人物是不难透露出作者倾向性的消息的。如果白嘉轩只达到道德境界，那么作者所塑造的关中学派的大儒朱先生就进入天地境界了。钱穆先生曾对“天地良心”四字有过绝妙的解释，他说：“（天地良心）但亦可谓天属宗教，地属科学，心属哲学，宗教、科学、哲学之最高精义亦可以此四字涵括，以融通合一。亦可谓中国文化传统即在此‘天地良心’四字一俗语中。”

      朱先生其人也正就浸淫着“天地良心”四字。他确乎继承着中国士大夫中独善其身，淡泊退藏的一脉，每当事关民生疾苦，他又肯挺身而出，如只身却敌，禁绝烟土，赈济灾民，投笔从戎，发表宣言等等，突出表现了他的民本思想。但就个人生活而言，他与政治严格保持距离，绝仕进，弃功名，优游山水，著书立说，编纂县志。国民党想借他的名声欺骗舆论，威胁利诱他发宜言，他决不屈从，表现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凛案气节。他又料事如神，未卜先知，状类半人半仙。他平生只出过一次远门到南方，颇不耐烦南人的狡岛，抱着很深的成见，从此隐身林泉，过着一草食一飘饮式的清淡生活。这样的描写自然是文化气息再浓厚不过了，可是我总觉得朱先生缺乏人间气和血肉之躯，他更像是作者的文化理想的“人化”，更接近于抽象的精神化身。

      这个判断可能有些武断，但我们是可以提出许多问题来问一问的。比如，朱先生身处清末民元，他为什么一点也没有受到康梁以至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他对诸如大革命、国共两党究竟抱何种看法？因为作为当时的一个知识分子，哪怕是隐士型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毫无立场。他称白鹿原是“烙烧饼的鉴子”，其实是各打五十大板。他虽然拒发宜言，但主要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他的最后一卦是算定共产党要胜利，但根据是国民党旗上的“满地红”，弄不清是出于深刻的看法，还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机敏。他死后墓砖上刻着。“折腾到何日为止”，“文革”中被学生们挖出，引起一片惊呼。连几十年后的“文革”他也料到了。我并不是说作者不可以用“神化”的浪漫笔调，只能用写实的方法，而是认为朱先生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太朦胧了。他时而让人想起伯夷、叔齐，时而让人想到超现实的神仙。他死后终于化身为白鹿飘逸而去。

      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这样写，而在于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我想，作者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上是无可厚非的，他着力表现中华文化的深厚，博大，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也无可厚非，但是要真正看清传统文化的利与弊，又不可仅仅固守在本民族文化的立场上，还需要借助外来文化的眼光，看到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才能更深刻地探索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运。沉醉于朱先生的飘逸，欣赏朱先生的高韬，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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