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2/3页)
剧学发展历史，在收入“学术六卷”中时删去了三分之一篇幅，还是显得相当厚重。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我在该书的新版自序中已经作过详细介绍，在这儿也不妨复述几句。
从此书的初版年月，可以断定它的宏大构架奠基于“**”灾难时期。“**”是一场民粹主义的政治灾难，但为什么还打着“文化”的旗号呢？因为灾难的起点和图腾都是戏剧，从《海瑞罢官》到“八个样板戏”都血泪斑斑。在当时，只要有人在戏剧上说一句与极“左”潮流不合的话，就有牢狱之灾、生死之虞。在这么严酷的背景下，我居然独自在写作这部宏大的书，其中每行每页都触犯天庭，真是不要命了。抗暴之勇，人格之尊，以此为证。
比勇气更麻烦的是，本书中论述的各国典籍，直到今天也没有完整地被翻译成中文，我却在当时通过脆弱的私人关系钻入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外文书库，默默搭建起了一座学术上的“影子大厦”。等到几年之后时势好转，灾难过去，“影子大厦”变成“实体大厦”，此书就不断获奖，我本人也因为上海戏剧学院全体教师连续三次民意测验均名列第一，而成了该院院长。但不知为什么，在以后三十年学术自由、资料充分的正常岁月，却一直没有出现一部新的同类著作替代它。它在作为教材使用很多年后被授予“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直到今天，它似乎还是这门学科的唯一教材。
因此，这本书也在告诉今天的青年学者：比较像样的学术成果，与条件无关，与经费无关，与背景无关。学术，是对身边潮流的一种勇敢抽离，一种逆反回答。学术的等级，只看抽离的力度、回答的品位。
第四卷：《中国戏剧史》。
同样书名的著作，应该已经不止一本，但是，早在二十多年前白先勇先生就评价说，这是从文化人类学立场研究中国戏剧史的开山之作。我很佩服白先生的眼光，把他视为“学术知音”。
读过前面那本《世界戏剧学》的读者已经了解，我对欧洲人文思潮的流变并不陌生，但我自己所选择的学术立场，却比较专一，那就是文化人类学。以文化人类学来研究中国戏剧史，就不会限于史料考订、剧目汇集等等琐碎、枯燥的低层学术技能了，而是要从根本上发问：人类为什么要戏剧？中国为什么长久出不了戏剧？元代为什么成了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明代为什么会一次次出现万民欢腾的演出现象？……
更重要的是，在人类各种艺术中，只有戏剧需要通过各色普通民众的自愿集中、当场观赏来延续自己的生命。因此，这是考察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群体心理的最准确窗口。我把中国戏剧史和中国人的精神动态史连在一起进行阐释，既把戏剧现象推上了高位，又使精神现象摆脱了抽象。
这样的学术立场和阐释路径，也使我获得了一种介乎理性和感性、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改变了在同一课题中一直存在着的资料杂碎堆积的状态。因此，读者阅读这本书，应该不再生硬难近。
第五卷：《艺术创造学》。
我对艺术文化的上述历史梳理，不管多么受到欢迎，也会在整体上产生一个误会，那就是，以为艺术文化的生命重心在历史，在陈迹，在既往；这一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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