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苏舜卿与沧浪亭 (第3/3页)
略加修葺即可。
初到苏州时，苏舜卿的情绪并不稳定，他甚至想离开吴中北归，有他的《秋怀》诗为证：
年华冉冉催人老，风物萧萧又变秋。
家在凤凰城阙下，江山何事苦相留。
这是他当年秋天登苏州城的阊门而作，题在城门的墙壁上。在诗旁，他又书了一行小字：“江山留人也？人留江山也？”江山留人而赵宋的社稷不留。同在这一年，同样遭到贬斥的滕子京，在洞庭湖边的巴陵重修了岳阳楼。被贬汾州的范仲淹为其题写了《重修岳阳楼记》。庆历八年的京城政变，为中国历史留下两处名胜与一篇千古传颂的美文。这倒真是应了那一句老话：江山不幸诗人幸。然而诗人还是不幸的，在三十七岁的盛年，苏舜卿不得不过起“狎鸥翁”的闲士生活。对于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诗人来说，这该是多么大的折磨。他的岳父杜衍，虽然也在谪任之所，但毕竟是一个风雨不惊的官场老手。这位卸任宰相，从远在北方的兖州寄诗来安慰沉沦在颓废中不能自拔的女婿。苏舜卿回答岳父：“易毁唯迁客，难谙是俗情。愁多怯秋夜，病久厌人生。”他仍在絮叨自己的愁和病。从这一点看，他只能当一名易感的诗人，他缺乏政治家的那种从容和忍耐。
好在苏州是一个最适合于文人居住的地方，好在沧浪亭及时建造起来，苏舜卿受伤的心得到暂时的慰籍。在苏集中，诗题冠以沧浪亭者，大约有六首，第一首是《沧浪怀贯之》：
沧浪独步亦无踪，聊上危台四望中。
秋色入林红黯淡，日光穿竹翠玲珑。
酒徒飘落风前燕，诗社凋零霜后桐。
君又暂来还径往，醉吟谁复伴衰翁。
由于苏舜卿的才华和特殊的地位，在京城时，他成了交际的中心，每日呼朋引类，名士往来，有酒有歌，有诗有舞。比起开封来，苏州虽然也是吴侬软语的富贵之乡，但毕竟淡泊得多。而且，更重要的，他不再处在社交的中心位置，他已经丧失了官场酬酢的优越感。所以，当老友贯之前来看望他，令他激动不已。贯之走后，他便有了这首伤感的诗。三十八岁的苏舜卿，已经从心理上称自己是一个“衰翁”了。
除了从书信上，他还保持与欧阳修、范仲淹、滕子京、梅尧臣等一帮旧友的联系外，在苏州，他的新交，则多半是吴中的文士或出家人，他们在一起吟诗唱和，研究书艺，品味琴韵，或探讨佛道玄旨。除诗文外，苏舜卿还擅书法，善弹琴，作为文人的看家本领，他似乎一样不缺。虽然官场中人都害怕同他往来，但一般的文人士子，都还仰慕他的名声，而乐得与他交往。他与这一帮地方上的名士在一起诗酒留连。渐渐地也就忘了开封的旧事。
这时，他在开封时的好友，如今尚在官场的韩维，来信指责他“世居京师，而去离都下，隔绝亲友。”他回了一信为自己辩护。这封信在他的文集和宋史《苏舜卿传》中皆有载，只是两者有些出入，但大致相似：即困居吴中，是不得已而为之。至于目前的生活，他在信中说：“……耳目清旷，不设机关以待人，心安闲而体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史琴尊，以自愉悦；逾月不迹公门，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阊，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渚茶野酿，足以消忧；莼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
这是一个十足的闲人。由于“迹与豺狼远”而“不设机关”，苏舜卿渐渐习惯了这种与官场无涉的文人生活，从文中还约略可以推测，住进沧浪亭后，苏舜卿一直没有停止扩建工作。“珍花奇石，曲池高台”，这些，都是后来添置构筑的。
在沧浪亭住了三年多，到庆历八年（1056年）春，由于韩维的上书，苏舜卿复官为湖州长史。但他并没有到任，这年的十二月，他病逝于沧浪亭中，年仅四十一岁。
五
苏舜卿少年得志，中年置身于权力的漩涡，是仁宗一朝名倾朝野的诗人，但他在政治上并无建树。虽然他热衷于改革，抨击时政不遗余力。但因不拘小节而引祸致身。在中国古代，由诗人而入官者，像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等，身后留名，不是因为政绩而是他的诗章。当然也有例外，像高适、晏殊、王安石、范仲淹生前就已政声卓著。清谈误国，不幸的是，清谈恰恰是中国文人的通病。把文人习气带到官场，这官肯定就做不好。
今天，客观地评价苏舜卿，他在历史上最大的功绩，莫过于修了一座沧浪亭。他死后，沧浪亭屡易其主。宋绍兴初年，沧浪亭为抗金名将韩世忠所得，改为“韩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建。元代废为僧居。到了清康熙年间，宋荦任吴中巡抚，寻访苏氏遗迹，已是灰飞烟灭。于是再度倡导重修。兹后又屡毁屡修。现在的沧浪亭，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苏州巡抚张树声修筑的。
徘徊在沧浪亭中，我感叹苏舜卿的不幸。同时，又庆幸他终于觅得沧浪亭这一块宝地以寄托晚年的孤踪。苏舜卿写的《沧浪亭记》，如今尚刻在沧浪亭大门内的碑石厅内，驻足其下，我品味以下这一段：
……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从中可以看出，苏舜卿在沧浪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位置。他不适合官场，他无法适应那种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可惜他醒悟得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