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六章 重武轻文，祖坟松土！

    第三百二十六章 重武轻文，祖坟松土！ (第1/3页)

    没有四书五经。

    没有微言大义。

    没有八股文章。

    儒家还剩下点什么？

    好像什么都不剩了。

    海瑞这一问，让内阁再次沉默，在这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儒家看似辉煌，实则早已没落。

    这便是理学、心学能崛起的原因。

    儒家本就只余空壳，为理、心二学套壳蒙混，就这样从唐末晃荡到今，整整千年，现在，壳显露出了腐朽。

    而套壳久了的理学、心学，也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随着儒家发烂、发臭。

    哪怕把儒家、理学、心学的心肺肠子都翻出来，洗一洗，晒一晒，拾掇拾掇，内阁几人也找不出什么好玩意。

    到底是大族出身，李春芳打破了尴尬，另辟蹊径道：“不注六经，便重六艺吧。”

    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

    《国语·楚语上》的记载，楚庄王曾就教育太子箴之事咨询过申叔时(申公)，申叔时的答论中就有：“教之《诗》”、“教之《礼》”、“教之《乐》”和“教之《春秋》”。

    以此可见，在孔子之前，《春秋》、《诗》、《礼》和《乐》，就是教育的基本典籍，经过孔子的“传述”工作，“六经”开始成为儒家的经典和象征。

    郭店竹简《六德》中有“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

    此后六经就成了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这六部经典著作的全名依次为《诗经》《书经》(即《尚书》)《仪礼》《易经》(即《周易》)《乐经》《春秋》。

    自上古以降，注解六经，便成了上至圣贤大儒，下至初晓文识的第一要紧事，也是儒家传承的根本。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也就成了无数儒家子弟常常挂在嘴边的话。

    但执着于空想，而毫无意义，最终于今日为圣上所厌弃。

    那便只能再往前推了，甚至是推到孔子之前，推到孔子最向往的朝代。

    “周”。

    从周代时，王室、贵族、朝廷就重视教育，但那会儿，更多的是重视贵族教育，贵族子弟把诗、书、礼、易、乐、春秋称为“六艺”（“六艺”有两种，另一种为礼、乐、射、御、书、数），是必备的知识。

    而诗、书、礼、乐、易、春秋藏于周王室，至春秋末年，周王室大乱后，大量典籍散失，由此，孔子才有感于礼崩乐坏。

    既然六经不能再注了，六艺便可以再拿起来。

    不过，周代那种六艺中“易”、“春秋”，与圣上的要求所违，那就只有采取另一种六艺了。

    即礼、乐、射、御、书、数。

    礼法、乐舞、射箭、驾车、书法和算术。

    其中射箭、驾车（御战车、驾车）为军事技能。

    这种六艺，原为周代的“造士之艺”，就是制造精锐武士的技艺。

    但随着秦皇扫六合，大一统王朝的到来，这些精锐武士对大秦帝国而言，便是不安分的存在。

    王朝犹重“维稳”二字，自秦以来，历朝历代都在削减百姓的“血气”。

    正所谓“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历代皇帝宁愿儒文乱法，也不容侠武犯禁。

    但这都是好技艺，在生活中多能用的到，是绝对的实用之学。

    圣上要禁六经，那内阁便开六艺，之后惹出什么麻烦，也与内阁无关。

    高拱、胡宗宪、海瑞、朱衡都看出了李春芳的提议，明显有着几分摆烂的意思。

    在朝廷中，文官要是想不去做某件事，便去曲解、扩大执行这件事，如此一来，就会惹出麻烦，而让这件事得不到有效执行，从而失败或停止。

    面对同阁阁臣的目光，李春芳两手一摊，并不解释。

    他的确在对抗圣意。

    时至今日，在内阁中，依然存在着两位名门望族出身，家族利益高于一切的阁老。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