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2/3页)
派”的帽子，尽管他是一个非常平和而有风度的学者型新闻工作者，言谈话语一点都不“激逬”。假如不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立场，按照世俗的观点，他本可能会有一个很优裕的生活：他曾是《纽约时报》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盟军进入德国，并参与重组战后德国的新闻媒介。这是个相当重要的位置。然而，当他发现报纸的编辑方针与他的信仰发生了冲突时，他毅然辞去了待遇优厚的职务，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纽约时报》，成了一个难以见容于美国主流新闻媒介的“激进派”。他和希德见克.吉尔法拉格在1948年创办了《国民前卫》周刊，克服了种种困难，挺过了艰难的麦卡锡时代，不屈地向美国公众报道着一个主流媒介竭力向他们隐瞒或歪曲许多真相的世界。然而，在1967年，他们又和同营垒中一些年轻的“新左派”，或者说“极左派”的观点发生了冲突，不得不双双离开了这家他们亲手创办并惨淡经营了多年的报纸。阿伦森教授随后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新闻系任教，学生以贫寒家庭的子弟为主，他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岁月。1988年10月，他久病不治，与世长辞。
但是阿伦森教授永远活在我的心中。记得他在给我们讲人物采访这一课时，为了给我们做练习，教授甘当“靶子”，让我们全班在课堂上采访了他。我至今保留着那次课堂采访的笔记。（可惜当时没有录音机）他现身说法，使我们第一次认识了美国的“新闻自由”是怎么回事。现将有关的问答翻译如下，希望更多的人能借此对美国媒介多有点了解，也认识一下这位值得尊敬的美国教授：
问：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答：我从小就老是对报纸和新闻记者的生活着迷。在我很小的时候，9岁10岁的样子吧，我甚至在波士顿的街头卖过报，我是在那儿长大的。后来，比我大4岁的哥哥成了美联社波士顿分社的一名年轻记者。他的早期生涯对我影响很大，使我也很想当记者。我上了哈佛，那是美国最老的大学，不过那儿没有新闻系。在他们的眼里，新闻的学术性还不足以成为一门学问，而只是一个行业。我就尽量多写。当我在大萧条中期的1936年毕业时，我很难找到一份于报纸的工作。我借了钱，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院。那儿有个为期一年的硕士课程。我于1937年从哥大毕业，经过努力，在我家乡的一家报纸，即《波士顿晚报》，找了 一份工作。【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问：你怎么会成了 “激进派”记者的？
答：我在大学时并不很关心政治。我的父母都是立陶宛人，父亲12岁时随我袓母来到美国，母亲来美国时才6个月大。我们家的人都不问政治，但是他们有他们如何为人的伦理价值观念。他们认为人都是平等的，谁也不比谁强。我还记得孩提时代，每当有送货上门的人来，无论是送冰块还是送别的，他们都被请进来喝点什么。他们从来没有被看得低人一等。这给我印象很深。这其实是很政治的。我离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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